新闻提示：民国时期，泊头曾出版杂志《春草》，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在上面慷慨陈词。时间流逝，这本杂志也随之埋没在历史中。80年后，它又惊现于北京图书馆，发现者江浩曾任泊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泊头市住建局党委书记等职。他发现，关于这本杂志，历史上鲜有记载。为了探寻《春草》背后的故事，他多方寻找，抽丝剥茧揭开了那段历史。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北漂18年，工余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因为北京的图书馆里常常会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在图书馆里，我偶然见到了一册民国时期泊头镇出版的《春草》。看到家乡的名字、家乡的杂志，顿觉亲切，也想一探究竟。

《春草》，我仅看到了它的创刊号，各处也没有与它有关的记载。回到泊头以后，我专门找到李继光先生出版于1990年的《沧州报刊史料》和出版于1993年的《沧州近代革命史记》，里面均没有提及《春草》。泊头市近些年出版的一些相关图书，例如泊头市政协的《大运河与泊头》历史文化丛书以及陈金升、杨金葆、范凤驰诸位先生的著作，也都没有讲到这本刊物。因此，笔者不揣浅陋，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春草》。

《春草》创刊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日，编辑发行是“津浦路泊头镇春草社”，前面没有“河北省”“XX县”字样，而是迳冠以“津浦路”。它所刊登的小说《母亲》里有一句“因为同学E君乘晚车自津来校”，可见当时的泊头镇是津浦铁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站点，这也符合明清以来泊头镇是“津南一大商埠”的历史地位。

《春草》篇幅不多，连同封面仅有58页，内容包括小说、戏剧、诗歌、论文、随笔和文艺批评等。作者有金易、浪涛、平之、寄冰、山北、冲波等，显而易见都是笔名或化名。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办的这本刊物呢?

小说《母亲》里讲主人公F“赴P镇的n师求学”，以字母取代地名和人名是民国文学的一个语言特征，“P镇的n师”当即是位于泊头镇的九师。更为直接而明显的是，冲波的诗歌《太阳》末尾有“五·四·一九三一·抄于九师”，而霞的诗歌《野祭》也有“廿一，二，一九三一，于泊九”的字样；年之的《随笔》开篇就直言“我这几个随笔，原在九师月刊上发表过”。这说明，这些作者至少有4位以上属于九师的师生。

同时，戏剧《脱逃》的作者浪涛有“一九三一，二，廿八。于泊镇”之语，表明他即便不是九师的人，也是泊镇或其附近的知识分子。

那这些作者是些什么人呢？从它的《发刊词》里，可以窥见一斑。

《发刊词》开宗明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是一切的上层建筑，支配了群众的意识境界，而是最下层的随了时代而演进转换的经济的组织的动力，范围住社会意识形态，约束了一切的社会组织，从这种状态以下，才发生了所谓典型的上层建筑，由典型的上层建筑的合理化的要求，于是，支配了群众的意识境界，这已经是隐约约的规范着群众的意志，而得到权威的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者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研习过一段时间的进步知识青年。他下文高喊着：“啊啊！但是，社会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终于还得寄生在铁蹄的践踏以下，度起奴隶般的死灰惨淡地生活！”而且进一步明确打出了“阶级斗争”的旗帜：“这是从经济的畸形的发展，换来的阶级的分野，进而为阶级的利益的拥护而发生了冲突。”

在《发刊词》的最末一段，作者阐述了他们办刊的出发点：“正当为了这个，检讨一下自己的实力，紧一紧武装，冲上前线！加入了我们群众的队伍，去做我们应做的工作去！有一分力量，做一分的工作，有一厘的力量，做一厘的工作！总之，要为了我们的群众，牺牲了自己，这才是，我们二十世纪青年的本色啦！”

随后的一段话，让我大概猜测出了办刊者的身份：“所以，在这种场合以内，我们爱好文艺的十几个朋友，受了衷心的驱使，为了血气的要求，就在这遥远的后方的一个村落里，联合起来了！”

和《发刊词》一样，《春草》所刊登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充斥着对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的控诉与抗争。

例如小说《老桂的死》（作者金易），讲述了“自从北伐成功，各县的县知事差不多都要换人，张五公……因为和他的军长很要好，所以就办了P县里的县知事……他处理案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有钱的一边就可以得到胜利；捉到土匪的时候，有钱的就可以赎回去；更加卖赌等等的事情，不到5个月的工夫，就闹到了四五万元。他这时知道已经议论纷纷，恐怕不能再做下去了，趁这时就赶紧逃回家去。”而这个反动军官兼官僚家里盖房，老桂给他家推砖过桥摔死后，先是假惺惺的“我帮助你几块钱去给他买个棺材，还我不还我不要紧”，老桂死后仅两个月就上门逼债“我借给你买棺材的那几块钱，现在该还我了”“把你那二亩田抵押给我吧”。

再如寄冰的小说《战场》描写一个士兵在军阀战争中的心理活动：他七十岁的父亲在工厂里“为了要求增薪不得而罢工”，于是被工厂主“强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名词”“害死在狱内”，他哥哥也因为暗杀“人民的公敌，帝国主义者走狗”B总督而被枪决。

面对剥削阶级的无耻剥削和残酷压迫，《春草》的作者们纷纷喊出了反抗的呼声。

冲波的小说《爸爸在雪天的牢狱中》和山北的戏剧《死者的遗骸》鼓动“要救我们一般的苦民，必须先联合这些惨苦同胞巩固团结”“把这村的农民，组织起来，那时一定能打倒他们”，诗歌《愿我》与戏剧《脱逃》 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

“杀，杀，杀！我要走到前线上去屠杀；

剁断资本家的膀腰斫掉统治者的头脑。”

“我们的世界必须再造。

剥削我们的贼奴，

压榨我们的汉奸，

要把他们的头颅，一个一个地斫掉！”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新军阀：“许多在学生时代，高调独弹，夜郎自大的青年，一经社会这个毁人炉的铸化，即变为口唱革命而促短百姓生命的军阀，和宣传三民主义而实行杀民政策的政客”，这只差没有点名了！

在未署名论文《革命与头衔》中，作者毫不讳言：“现在全体被压迫的苦劳群众，已经在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结成了反攻的总队伍，开始走着全反动统治阶级肉搏的斗争之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什么人？共产党啊！所以，《春草》这本红色刊物应该是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摧毁了。

依其内容和出版时间，是在九师两次学潮之间。此时的九师党支部已有党员17人，还有一个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到次年春天，发展建立了泊镇党团联合支部。《春草》，大约应该与他们有关。我翻阅了手头所有的资料，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这株为人民呼唤革命春天的“春草”。

为了这忘却的纪念，我觉得有责任让这株“春草”重沐新时代、新中国的春风。从而让大家了解，曾经有这么几位热血青年抑或是革命先驱，在沧州大地上培植过这株“春草”。

另外，在它的版权页上部，有一个第二期的《要目预告》，内容包含小说《蟋蟀》，诗歌《葬花》《还在渺茫如雾》以及继续刊登的戏剧《死者的遗骸》等。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到处寻找，从国家图书馆到首都图书馆，从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到位于福州市的福建省图书馆和马尾图书馆，却始终没有找到。估计可能就是因为其内容的激进而一期便夭折了。所以，即使在泊头本地，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追寻《春草》续期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解放前的几种“春草”：一种是1929年作为《新中华报》副刊在当时的北平出版；另一种是1936年在湖北沙市发行的春草文艺周刊；还有就是1947年浙江的《春草年刊》。但都与泊头的《春草》无关。

这样，踏遍天涯，能够介绍给朋友们的也只有这小小的一株“春草”了。或许，还能唤起知情者的回忆与共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