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20日开始，沧州火车站升级改造，老火车站将不复存在。1909年有了沧州火车站，时间流变，多少人事物亦随之流变，恍若梦幻。但一件事，我永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沧县做临时工，中间有几年是在沧州市区的养路费稽征所工作。稽征所共分五处，我待的这一处，在新华路与交通大街交口西北角，斜对面是汽车站，两间小屋，外屋办公，里屋睡人。稽征所共三人，年龄最大的一位叫刘振义，50岁左右，我们喊他老刘。老刘是沧县本地人，该是属崔尔庄镇，他总说“七高官、八尚庄、一溜褚寺、相国庄”，他的老家该是刘褚寺。小时家穷，吃不饱，老刘13岁光着脚跑到献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到了延安，成了“红小鬼”。他曾跟我讲过好多他在延安的故事，还给我唱那时的歌，印象最深的是《铁骑兵之歌》。1949年后进京，级别为营级。离家近20年没有音信，都以为他死了，家里还为他埋了一座假坟，年年给他烧纸钱。上世纪50年代末，他带着年轻漂亮的新媳妇衣锦还乡，惊动了四邻八村。亲朋好友纷纷来见，与之诉说心里话。说：“老四啊，你在北京离毛主席近，你反映反映，吃不饱啊。”他四处走亲，亲见各村实情。回京之后遂向上级报告老家农民生存实况，被打成右派。他被下放到团泊洼劳动改造，怀孕的妻子被遣送到黑龙江大庆油田矿区。再后来，他就被遣返老家，安排在沧县交通局为一般干部。

由于脑子受刺激，老刘多少有点神经不正常，一般不跟人说话。他住在交通局，每天走着上下班，过斑马线必走直角。他手上戴着表，那时戴表的人很少，他站在稽征所门口手腕上的表特别显眼。有人来问路，看到农民打扮的人，他会拉着那人的手走好远，详细解说路线。如果是个他看不上的人，则不理。也有人问时间：同志，几点了。他高兴，则告诉几点几分甚至几秒，若是不高兴，则说，我的表，不告诉你。

终于说到1975年年底了，时进腊月，他准备去东北探看妻子与儿子。那时买什么都凭票，他借各种票买了好多东西，有肉和饼干，装了满满两大袋子。这天晚上7点多钟的火车，我到火车站去送他。见我来了，他特高兴，跟我说这说那。车站里人很多，很嘈杂，且很昏暗。我说，老刘，别晚了。他说，会广播的。但这么说着也就站起来，突然听说车已经到点了，于是赶紧背起东西跑，他背一个，我背一个，从一个楼道上去，然后是窄窄的天桥，有一盏像梨样的黄灯，散发着微光。天桥的那一端正好有一辆车停着，好多人在上车，人已满，人上不去。我们气喘吁吁赶到，掺在人堆里使劲往上挤，上边的人喊：“别上了，盛不下了！”老刘大喊着：“大爷啊，大爷啊，我给你磕头啊！”声音中透着绝望。突然发现，南边那个门口人少了，我拉他一下，我们立马朝那儿跑去。里面的人已经挤满，车门一时关不上。一只手扒着车厢，老刘的脚到底跐上去了，我使劲扛着他的屁股，他那只布袋子顶在他的头顶上。老刘身子不高，但很胖，无论如何挤不进去。他在前边使劲，我在后边使劲，终于他能站住了，车门也开始关。我把我手上的布袋子给了他，他接住，气喘吁吁地说：“小靳哪，好了，好了，你回去吧。”大冬天，他脸上全是汗，身上肯定已经湿透了。

我站在车下面，望着老刘，等着车开。他买的是齐齐哈尔的车票，我那时还没坐过火车，也不知这车几天能到齐齐哈尔。老刘三年探亲一次，每次探亲好比冰天里的一星星火，弥足珍贵。终于，车缓缓开了，但不是朝着齐齐哈尔的方向，不是向北，而是“咕咚、咕咚”朝南开走了。

我大惊诧，失声叫了一声！另外几位送人的也吃惊，有个人解释说：肯定是去调头了。等了会子，也不见车返回，知道是错了。上错车的不只老刘一个，还有献县的哥儿俩是送他们的姐姐的，也是去齐齐哈尔，结果也错了。后来想到，就在我们在天桥上急着跑时，天桥下方正有一辆车缓缓向北开走了，想必那辆车才是对的。

我跟献县的哥儿俩找到火车站值班室，把情况说了。值班员说用电话通知下一站，告知有人上错车了。这哥儿俩不走，说就在这等着，必须看到姐姐的面。我把稽征所的地址写给他们，并告知老刘的大致形貌，说人回来后务必告诉我一声。这是列慢车，见站必停，向南第一站即捷地站。我想，当老刘一听报站，本就在门口，肯定会立即下车。我不放心，回到交通局找了一个同伴，骑车去捷地车站去接老刘。到了捷地站，一片漆黑。敲开值班室的门，问，回说没有人下车，我们只好回来。

大概是零点左右，有人敲窗户。是献县的哥儿俩，告诉说，见到他姐姐了，也见到老刘了，他们是在泊头改签，换上了去东北的车。

这一次大错车，恰与老刘的人生经历有几分相似，本想着是这个方向，却朝向了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