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遥相呼应，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民间武术组织。二者如同武林双璧，共同书写了中华武术的辉煌，为传统武术的普及、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而在中华武士会的荣耀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它的成立离不开沧州武者的努力，成员中也不乏沧州人的身影。

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是张军，今年61岁，曾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运动大不同》栏目制片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导演。1978年，他随父母落户到沧州，从此与武乡结缘，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武术。这些年，张军遍访武者、搜集史料，还拍摄了关于沧州武术的专题片，对武术的研究愈加深入。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军了解到中华武士会的历史。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沧州武者，一个个从历史的长卷中走来，他们的形象在张军的讲述下不再是模糊的背影，而是有着鲜活故事与高尚武德的英雄。

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将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从此，中国近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件事对于武术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为了救亡图存，“尚武兴邦”“抵御外侮”的思潮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民间尚武蔚然成风。

张军说，天津的武术氛围本就浓厚，拳种众多，高手如云。当“尚武兴邦”的号角吹响，天津武术界的仁人志士纷纷挺身而出，开始了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

张占魁在天津武术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1865年生于河间后鸿雁村，自幼习武，初练少林拳，后拜师苦修形意拳和八卦掌，技艺精湛，有“闪电手”之称。1911年，他在天津开办“天津第一武馆”，任馆长，门下弟子众多。

“张占魁能开办‘天津第一武馆’，那名号不是白叫的，其实力可见一斑。”张军说，张占魁在冯国璋代总统卫队任过职，其间，曾现场缉拿暗杀冯国璋的刺客，使冯化险为夷。事后，冯国璋为表感谢，题写“闪电手”匾额赠给张占魁。

彼时，张占魁已经46岁，一直想为国家做些什么。

张占魁的想法得到了好友、武林同道李瑞东的支持。

李瑞东是天津人，慷慨大方、好结交侠士，经营着药铺、商行。在天津，他的拳法自成一派，也有自己的武馆。当时，已经60岁的他，也想干点事。

二人见面互诉想法，都有扩大武馆、振兴武术之意，一拍即合后，开始筹备武术会事宜。

二

二人虽有想法，但还需更多武林人士的支持。

李瑞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书文。

李书文，1862年出生于盐山县王南良村，自幼拜师学习八极拳，习练多年后，又拜师习练大枪。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李书文短小瘠瘦而精悍逼人，在室内排掌击空，离窗五尺，穿纸震荡有声；用大枪刺壁之蝇，蝇落而壁无痕……他技艺精湛，枪法、拳术出神入化，因此而得“刚拳无二打、神枪李书文”的美誉。他的名声响亮在镖行及武林各派之中。

当时，李书文从事镖局行当，和李瑞东交情颇深。听说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武术，他便加入进来，和李瑞东、张占魁一起商议武术会的事。

“当时，李书文有很多选择。如果不是李瑞东的邀请，他打算回到沧县继续传授武艺。另外，黑龙江巡防队统领派人捎信儿来，聘请李书文前去教拳。”张军说。

张占魁也在武术圈寻觅着合适人选。他通过师兄弟认识了叶云表。叶云表当时27岁，在北洋法政学堂教拳法，认识很多年轻的侠义武者。叶云表将武术会一事汇报给了同盟会在天津的领导人张继。

张继也是沧县人，1882年出生。他早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及《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1911年底回国，1912年在天津任同盟会燕支部部长。

“张继到天津后，迅速开展工作，建立各种关系。他和冯国璋是同乡，交往甚密，多次拜访。”张军说。

冯国璋是河间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袁世凯称帝后，任命他为参谋总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后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1918年，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返回河间故里。

一天，张继接待了一位被人推荐来的沧县老乡，叫马凤图。

马凤图，1888年出生于沧县杨石桥（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回族，幼随祖父、父亲习劈挂拳及摔跤等艺，并随舅父习八极拳；12岁时习劈挂、青龙等拳艺，享有“八极加劈挂，神鬼都害怕”的赞誉。1909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师范学院，后来加入同盟会。

随后，又有多名“武林高手”加入进来。其中，有很多沧州人，如南皮张旗屯人王中泉、任丘三铺村人黄柏年、任丘圈头村人李玉琳、沧县东南乡小集村人霍殿阁……他们以武会友，以技传情，或守艺一生或惊鸿一瞥，如同繁星点点，汇成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璀璨的银河。

三

张继负责资金筹集与场地协调；李存义、刘殿琛、叶云表等作为形意拳的代表，张占魁作为形意拳、八卦掌的代表；李瑞东作为太极拳的代表；李书文、马凤图作为八极拳的代表……有了侠义之士的支持，武术会的筹备也稳步推进。

为了维系武术会的运营，李瑞东卖掉了200亩地，阎道生利用自己在绘画界的声望，为武术会捐赠画款，冯国璋以及一些天津商家也捐款出资。

他们原本叫中华武术会，1904年，梁启超著书《中国之武士道》，张继便提议，“术”乃技能，“士”乃人格，武术会不如改为武士会。因此，大家将名字定为中华武士会。张占魁还请冯国璋题写了“中华武士会”会名。

中华武士会从筹划到成立历时一年。1912年9月，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河北公园里正式成立，叶云表担任会长，冯国璋任荣誉会长，李存义、马凤图为副会长。

1912年6月6日，天津《大公报》刊发《中华武士会传习所简章》：“该传习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发起，其学科分为速成科和专修科两种。其中，速成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五个月毕业；专修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两年毕业。凡在传习所毕业者均可得到中华武士会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大公报》先后发布了《中华武士会公启》和《中华武士会简章》。其中，在《中华武士会公启》中清楚地说明了成立中华武士会的目的：“今同人创设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在《中华武士会简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华武士会的宗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而且对会员条件、入会与出会、职员设置、经费等均作出了规定。

截至6月30日，中华武士会吸引了数十人报名参加。1912年10月18日，中华武士会举办秋季运动大会，时称“中华武林英雄会”。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是中国近现代武术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吹响了北方武林的集结号。

“可以说，中华武士会是民国初年北方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民间武术组织，代表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面貌。”张军说。

其间，武士会还派人前往日本东京，建立中华武士会分会，弘扬中国的武术文化。

1925年4月14日天津《益世报》刊载：“中华武士会为本埠唯一武术体育机关，矗立十数年之久……”

1926年秋，天津军阀混战，中华武士会会址沦为驻军之所，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但影响力未减。

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中华武士会一批骨干南下，参与中央国术馆的筹建以及成立之后的管理、教习工作，中华武士会逐渐没落。后来，中华武士会一部分成员加入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等馆，一部分成员在民间组织起了新的社团。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市民间涌现国术社团百余家，大部分武师出自中华武士会。

时光荏苒，中华武士会已成往事，但那些沧州武者的身影、他们的精神，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血脉，流淌在每一个热爱武术的人心中。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武术的根在中国大地上，愈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