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县，作为中原文化的边境之地，颇有地标意义。

一个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任奉翊大夫、签书密直司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奉恭让王之命出使明朝。他一路南下，详细记下了自己的行程：“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南京）。”“浮河”即是大运河。权近这次所写五律《过流河驿》，收录于《阳村集》。

诗中提到“陲人”，即边陲之人。青县，唐代为芦台军，宋初为乾宁军，都属军事编制，长期为金辽边境。交通险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以至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将其设定为荒僻的代名词。直到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漕运繁荣，这里才逐渐繁华起来。沿运河途经青县的官员也多起来，其中更有几位外国使臣。权近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途经青县的外国使臣。

公元1539年（日天文八年、明嘉靖十八年），青县迎来了日本僧人策彦周良，他作为遣明副使进贡明朝。8年后，又被任命为遣明正使再度出使中国。回国之后，他将这两次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分别叫作《策彦和尚初渡集》《策彦和尚再渡集》。后二者合一，名《入明记》。由于《入明记》对沿途各地的寺庙古迹、风土人情，乃至官员交往、商品贸易无不涉笔，语言翔实简率，故在中日交流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策彦周良分别于1540年2月和1549年2月往返青县，亦宿于流河驿，天气、风向、行驶状况均有详细描写，尤以参观“三清殿”着墨最多：“二日，立夏。辰刻，开船。午前，着乾宁驿。正午，同钧云、江云上岸，游勅建三官庙。正殿竖颜‘三清殿’三个大字，周回之堞琉璃色，中有三殿，共琉璃瓦。两庑壁间之彩画颇极丽美，盖此所弘治天子皇后之乡里也，以故立此道士观。有石碑，弘治十四年立，云云。归便慈眼迎候，遂同钧云过慈眼船，设小饭，田乐，举杯者三。未刻，鸣鼓开船。晡后，着流河驿。顺风，帆戮如飞。” 这位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两度入明、在中国逗留5年有余的日本人，与当时明朝文人广泛交游。明嘉靖状元、翰林院修撰姚涞曾经评论策彦周良说：“读其文，有班马之余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班马指汉代班固、司马迁，二唐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可见，中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臣，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携带贡品前往中国求通贸易，于第二年到达北京，时值清顺治十三年。他的记录颇有意思：“七月四日，我们顺利到达小城青县。该城距兴济镇一百二十里，位于运河左岸。运河在此处连接黄河的一道支流，水面显得非常开阔。靠近河岸的地方有一座式样古朴的宝塔，但由于缺乏保养，显得颓败。看来这里的异教徒对他们偶像的虔诚，尚不及他们南方同胞的一半。整个地区的庙宇都因此付出代价，大多数庙宇都损坏得一塌糊涂，有些偶像孤零零地散立各处，裸露在蓝天下；有些偶像被中国人出于怜悯地用张草席盖在身上；有些偶像干脆戴着草帽在那里斜眼窥视，一脸的无可奈何。”

明清两代海禁频繁，所以能深入内陆的外国人多为官方使臣。唯一一位路过青县不是官员的外国人叫崔溥，朝鲜人。是因为奔丧途中遭遇暴风，从朝鲜济州岛意外地被吹到了我国浙江沿海。当时明政府确认了他友好邻邦的身份之后，派人遣送回国。崔溥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再由北京经陆路返回朝鲜，他将行程中的所见所闻随手记录，写成了著名游记《漂海录》。崔溥经过青县的时间是弘治元年（1488）三月二十二日，他记之曰：“晓过安都塞口铺、清水王家口铺，至乾宁驿。兴济县之治在驿之后。……过左卫铺、柳巷口铺、三圣祠、盘古庙、高士岗，至芦台旧城。城北接青县之治，俱在河之西北岸。县前通真、保定、淲沲三河所会，故谓之三汊。又过钟楼阁、社稷坛、峭帆亭、中州集，至河间府地方。府城在河之北七八里许，又至流河驿，日已昏暮。过流河铺，夜二更，至夏官屯。”

从外国人的记述中看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宗教信仰，这些都能反映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乃至国运走向。而几个人都曾宿于一个地方——流河驿。这是明永乐二年（1404）设置于运河西岸的一个驿站，在青县东北15公里的流河镇，极冲（驿站依其所处重要程度，分为极冲、次冲、稍冲、僻递四种，其所配置的马和夫役数目以极冲最多，以下各冲依次递减），可见是个很重要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