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四版）

这位63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学。张桂梅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贫困的史诗画卷中，14亿中国人都是张桂梅一样的“编外”扶贫干部。

2020年夏夜，贵州海拔最高的村子——六盘水市海嘎村海嘎小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凡。11个大山里的孩子，穿着蓝白相间的朴素校服，在这里完成人生中首场演唱会——“海嘎少年的夏天”。

或许稚嫩、或许青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依然满怀欣喜地在屏幕的另一端为孩子们点赞、加油。在线观看的观众，可以坐满15个“鸟巢”。

十几年前，这所因海拔高度被戏称为贵州“最高学府”的小学，只有1个老师、两个年级、8个学生，常年没有毕业班。

当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当海嘎小学有了真正的乐器、有了完整的6个年级，当村里最后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纯净的歌声中，孩子们的梦想在夜色中起舞，飞向璀璨的星空。这梦想不仅属于曾经贫困、如今无所畏惧的海嘎少年，更属于无数用不懈奋斗创造时代奇迹的中华儿女……

（四）大国的担当

2017年3月24日，北京东北四环，一座白色小楼。

会议室里，一方是国务院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一方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反贫困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推广、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最大贡献者。”曾到访中国贫困地区的盖茨说，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经验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戴上草帽，扛起锄头，背上竹篓，在海拔1800多米的田间地头播种、除草、浇水……这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园子村的日常生活。奈斯在中国生活了23年，其中8年住在乡村。

东川区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奈斯2012年搬到园子村时，他住的房子没通自来水，从昆明市区到村里要5个小时。现在，随着公路建成，车程缩短到2个半小时，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村民家中接通宽带。

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同时，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园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径。奈斯常与驻村的扶贫干部交流如何发展农业、旅游，很敬佩他们。

“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勤奋工作，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实，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奈斯说。

201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间会议室。

华北某省的书记、省长，坐上了“被约谈席”。

为压实责任，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下脱贫攻坚“军令状”。最终考核分四档：“好”“较好”“一般”“较差”。华北这个省因为“差”，被约谈。

随后一年，这个华北省份正视问题，狠抓脱贫攻坚落实，当年考核由“差”转“好”。

不仅省部级领导被党中央约谈，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也曾被党中央直接约谈。

2020年4月13日，中西部11个省区24名县委书记被约谈。

“约谈既是督战和加压，也是信任和加油。”主持这次电视电话约谈会议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较真碰硬整改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担负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利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严格的监督考核，是中国精准扶贫壮举背后的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说。

“为了吸引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贫困地区结对子。总部设在厦门的凯琳鞋业集团2019年在甘肃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开设了分公司。90名女工在那里工作，其中70%来自贫困家庭，工资在每月2000-4000元。”

法国《世界报》记者2020年在题为《中国农村赤贫即将消失》的报道里，介绍中国的“结对子”扶贫。

这种在西方读者看来颇为独特的做法，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东西部扶贫协作”。

2021年1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马文祥和村里人在追热播剧《山海情》，看到剧中第一个参与双孢菇种植、向福建专家学技术的马得宝，他心生亲切——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看到白花花的蘑菇种出来，确实激动，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63岁的马文祥说，听到剧中并不标准的西海固方言他们会笑，笑着笑着有人就落泪了。

1997年，牵头负责闽宁协作对口帮扶的习近平，到宁夏实施一项重大工程“吊庄移民”：让生活在土地贫瘠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黄河灌区。他为移民村命名“闽宁村”：“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这年，马文祥作为第一批吊庄移民，一家十口人从大山搬迁到闽宁村。这些年，宁夏近百万群众从南部山区搬了出来，光闽宁村就接收了4万多名移民。

今天，闽宁村已升级为拥有6万多人的闽宁镇，培育出菌菇、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人均纯收入超过1.4万元。

绵延24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闽宁协作，不仅让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还带动了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地区山乡巨变，一个山绿民富的西海固呼之欲出。

放眼全国，2016年中央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扩大帮扶范围，实现对30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的全覆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体现。

对口帮扶，东西互通，南北相助，不仅输送资源，也传播理念。

偏远贫困的山区，活跃着“北京医生”“上海老师”，迎来了“广东老板”“浙江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奋起直追。

东西部扶贫协作20多年来，已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83岁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届中央总书记本扬，珍藏着一本书——习近平的《摆脱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挝也确定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困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此后两年，本扬两度访华，赴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考察“精准扶贫”，又去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工作过的福建宁德，学习“弱鸟先飞”经验。

2020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中国自身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叹，中国面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另一贡献。

（五）光明的前路

2021年2月3日，立春。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路边油菜花悄然盛开，房前樱桃树含苞待放。

“总书记春节前来我们这里看望，祝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苗族村民赵玉学说，总书记在他家楼上楼下看了个遍，询问家里用电、吃水、经济收入等情况。

老赵以前的家，透风漏雨，没水没电，4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下，住进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夫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3个孩子读初中、小学，学费、住宿、吃饭免费。

拉长时间轴，乌蒙山30余载变迁，何其壮哉。

“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关于乌蒙山区赤贫的报道，惊动中南海。之后，中央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30多年累计减贫630多万人，毕节承载了为中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进毕节一些乡村，总听到干部群众说：“匝道经济”“订单大米”“乡村跑腿”“后备厢经济”……这些热词诠释了当地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新起点上再出发，要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初春暖阳照耀，大红灯笼高高挂，农家乐小院传出阵阵欢笑声，吕志和妻子忙着给客人上菜。“要在半年前，谁能想到我们还能笑着迎接新一年。”他说。

吕志一家曾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富裕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策帮扶下，他们家养羊、种蔬菜大棚，还贷款经营起农家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2020年夏天，一场火灾烧毁了吕志家农家乐。面对重回贫困的绝境，当地启动防返贫帮扶，一笔笔资金带来生活的希望，吕志家的农家乐于2020年10月底重新开业。他感慨：“以后都是好日子啦。”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中国已经动起来。

肩背比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着破旧双肩包，一手抱着襁褓中熟睡的孩子，眼神刚毅坚定地望着前方……

11年前，一位年轻母亲在火车站准备返乡的照片，让千万读者泪目。

前不久，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找到了。

这位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的妇女巴木玉布木，当年艰难地外出务工，“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走出大山”。

回乡后的巴木玉布木和丈夫试着种烟叶。在扶贫干部、技术员等的帮扶下，拼出了渐渐红火的日子，她所在的桃园村也脱贫了，通了路、电、网、自来水。

巴木玉布木又有了新梦想。

过完彝族新年后，2月，她来到位于福建沿海的霞浦县，与丈夫巫其石且和丈夫的妹妹、妹夫会合，开始渔排海参养殖。

巴木玉布木说：“仍然要努力工作，让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新起点上再出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2月16日，一篇署名“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的文章引发关注，这意味着国家乡村振兴局已接过新的历史接力棒。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以前常常喝‘大酒’，为消愁；现在偶尔喝点‘小酒’，是高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阿子滩村村民牛保乐见到记者，略带羞涩。

46岁的牛保乐，几年前妻子患脑梗，为照顾妻子和女儿，他放弃了跑长途运输，但一家人生计没了着落，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地旅游产业起来后，牛保乐跑起短途运输，还承担了村里垃圾清运和保洁工作，每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如今已经脱贫的他，打算在院子里的空地盖几间房开个民宿。

“我们全村都搞起了旅游。”村支书王昌龙说，如今村集体发展景区，家家户户开牧家乐，旺季时一户日均收入两三千元，村里产的青稞酒常常断供。

陕西柞水小木耳做成大产业、山西大同小黄花建成大基地……飞速发展的农村产业，正为乡村振兴插上“翅膀”。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前不久，脱贫户刘仁香和丈夫赖际林在家中拍摄了迟来35年的婚纱照。

刘仁香所在的江西省万安县夏造镇横江村，曾是贫困县的贫困村。2020年，村里最后2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脱贫后，拍一张真正的合影或婚纱照是不少村民的愿望。

脱贫又脱单的戴跃武夫妇和80多岁高龄的父母拍了两代人的婚纱照；脱贫后的王斯财夫妻也赶了一把时髦，穿上传统服装拍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

在秀美乡村背景映衬下，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一张张迟来的婚纱照，定格了贫困群众脱贫后的新面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更需要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将村民们脱贫后开怀大笑的瞬间拍照定格，做成一面笑脸墙立在村头，为的是自励自强、加油鼓劲；

在湖南，十八洞村被拍成电影后，更是远近闻名，他们正瞄准建设“中国最美乡村”，努力打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升级版”……

2021年2月21日，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炉，主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

——“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儿女正昂首阔步，奋勇前行。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