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本报刊发了《补正山东人眼里的“缺角碑”》一文，对《书法导报》刊载的王强《山东省博物馆访<刁遵墓志>》进行补正。8月，补正文章被《南皮县书法志》收录。日前，南皮县党史办原研究员王玉良先生在《南皮县书法志》上读到此文后，专门为笔者提供了《刁遵墓志》何以入鲁的详细经过。经过8个多月的研究补充，笔者找到《刁遵墓志》至少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就有拓本流传的确证，而沧州有关研究者甚至提出明代就已出土之说。
王玉良说，上世纪80年代，国民党元老张继的本家作家张鸿举先生，在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帮助写党史，曾到山东、江西、北京等地采访在南皮工作过的老干部。张鸿举告诉王玉良，他在山东见到了《刁遵墓志》，用红布蒙着，不让拍照。并说是当时的南皮县县长高汉章命人送到山东惠民的。2002年，王玉良著《南皮古今人物》，写到刁遵，此时张鸿举先生已故，他凭记忆写了：“1945年日本投降，南皮城解放。土改中，在状元府夹皮墙中扒出缺角碑，县长高汉章派人将其送到渤海军区驻地惠民，之后转德州、济南，现存故宫博物馆。”王玉良说，对于这段历史，后来发现自己记述有误。
2005年，王玉良因事到沧州拜访已从沧州地委书记任上退下来的高汉章，其间谈到《刁遵墓志》入鲁的经过。高汉章说：“1945年我军打进南皮城里，有人告诉我，在张之万状元府的书房里发现历史上有名的国宝‘缺角碑’《刁遵墓志》，人称天下第一碑。我马上打电话报告领导，遵照上级指示，第二天用马拉轿车送到惠民……在大财主张辅臣夹皮墙发现了价值连城的翠质狼牙瓶，有一尺多高，及时送到上级文物部门，现存济南市。前些年我还在济南见过呢。”
王玉良说，《南皮县党史大事记》记载，1945年9月27日上午9点，我军全歼伪军，进入南皮城，结束战斗，南皮县城宣告解放。1946年2月，开始“四十天运动”的土改。将《刁遵墓志》送山东惠民是1945年9月28日，并非土改中。时南皮属山东省。
《刁遵墓志》出土时间，在关于此碑的题跋中多有涉及，说法不一。笔者曾收藏一纸张之洞撰文的《沧州王君侣樵墓志铭》拓片，文中谈到《刁遵墓志》。近在研究张之洞时，检河北、湖北出版的两种《张之洞全集》，对此文都有收录。文中说“我县南皮有后魏《刁遵墓志》，在北碑中为第一，然从来著录，无言其阴有文者。君洗剔得之，其书体芒铩如新，神采遒丽又胜其铭。乃买其石以归于沧。南皮文人不平，至贻书争之。”王侣樵（1800年——1867年），道光咸丰时畿辅名金石学家，隋《王僧墓志》发现者，时为沧县张旗屯村人（今属南皮），所以南皮文人不平。至于王侣樵买石归沧，并没有其他文献可佐证，只知他曾重刻《刁遵墓志》。而他一度到山东依附叶圭书，与其弟叶圭绶一起研究金石之学，推测因他与叶圭书是表兄弟，叶身为朝廷大员，受赠或买墓志不便，由他出面代买也未可知。资料阙失，一时也说不清楚。张之洞说“从来著录，无言其阴有文者”两句，很容易误解成是王侣樵首次发现了碑阴文字。实际上，志阴文字在康熙时就已被发现了。
十余年前，著名收藏家杨鲁安先生回原籍沧州参加沧海印社社庆，笔者与之有过长时间攀谈，其中谈到《刁遵墓志》。原来杨先生藏有《刁遵墓志》渤海王氏初拓本，志阴志阳俱全，而杨先生也著文发表于1993年第3期《书法杂志》，说明购藏经过及王襄、陈钟年、方药雨等阅、题、跋的情况。如志阴志阳属同时期初拓，则志阴发现时间并不晚，按常理揆度，发现墓志正面有字，再看背面有没有字，也属正常。杨鲁安说，渤海王氏初拓本的志阴，较嘉道时拓本多出40余字，是以初拓无志阴之说有误，只是没有著成文献而已。这可佐证王侣樵非发现志阴文字的第一人。至于渤海王氏与王侣樵的关系、民国南皮曾宝典发现仅损一字的志阳全文是原石拓本还是后刻拓本，手头没有资料，目前尚难说清。
1954年，方药雨在《拓墨鉴题稿本》中说，他此后曾为张笑秋所藏志阳本题跋：与渤海王氏藏本皆第一等物。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为默菴先生后嗣，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刁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晓康初”（原文如此）。戴王纶亦沧州人，笔者去年曾见沧州戴氏家藏戴王纶行书一帧，属款“丙寅”。考戴王纶生于崇祯元年（1628年），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丙寅正是其去世的前一年（旧说戴王纶卒年有误）。由此可推，《刁遵墓志》于康熙二十五年之前（1686年）就已有拓本传世了，志石出土时间或许更早。
另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2月1日出版的《刁遵墓志》字帖（方传鑫编），收录志阴志阳初拓本。在介绍中，编者谈到此志于雍正时出土，盐山叶氏、张之洞递藏。盐山叶氏乃沧州叶氏之误、张之洞乃张之万之误，前文已经述及，而据方药雨所题本有戴王纶印的志阳拓本来看，雍正出土之说亦误。不过这本字帖收录的拓本里，有桂馥跋和钤印，其一印是“雩珍藏”，其二是“老苔”。桂馥号雩门，晚年自号“老苔”，嘉庆十年（1805年）去世，而此时王侣樵不过虚岁6岁，是以也可佐证王侣樵之前，志阴早就有拓本流传。
最后，海兴历史文化学者刘立鑫告诉笔者，他曾于20多年前收藏过一本明拓《刁遵墓志》，后转让他人，今已不知在何方。对此本，笔者无缘见到，难以断定，刘立鑫也以孤证难证，未公开发表观点。如确如所言，那么《刁遵墓志》的出土时间，又添一新说，大大提前了。
为考证《刁遵墓志》，笔者前后耗时8个月之多，但千头万绪，关于志石递藏、复刻、修补、拓本、志文内容、缺损文字、出土年代等尚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即使暂时以为可以自圆其说了，但又会有新资料突然冒出来推翻自己的观点。金石、历史之研究，信为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