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耀胜

来到59岁的年纪，金培瑞越发忙了。

他是东光县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东光县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同时还承担着当地一本杂志和一张副刊的主编与编辑工作。

而他平时的爱好，比这份工作履历更丰富。文学、书法、摄影、绘画、篆刻、制陶印……不一而足。

印章里的沧州味儿

别人搞篆刻用的是印石，金培瑞不一样，他用的是土。

金培瑞从小喜欢篆刻。小学四年级时，他就仿着大人印章的样子，用滑石为自己刻了一方印。“刻成后，我把所有的书本和笔记本都印了个遍。”那方如今看起来稚嫩无比的印章，满足了金培瑞当时几乎所有的自豪与快乐。

后来，金培瑞走上了教育岗位。他就职的学校订阅了大量报刊，这些报刊不但为他打开了思想之门，所发表的篆刻作品更是重新燃起了他对篆刻艺术的热情。

那时候日子紧，金培瑞拿不出钱来买石质章料。可即便如此，他也没让手里的刻刀闲着。他懂得变通，梨木、松木，甚至是砖瓦块，都被他变成了“印石”。

他管这叫“穷有穷的玩法”。

得益于此，那几年，金培瑞广泛研习徐三庚、齐白石、黄牧甫、陈鸿寿等名家的刀法和章法，篆刻技艺大有长进。

于是，金培瑞又有了新想法。“在我看来，一枚印章包含印石和篆刻技艺两个方面。其中，印石是不可再生资源，并且最知名的几种印石都产自外地。可以说，除了篆刻技艺之外，很难再从印章上体现沧州元素。”如何赋予印章更多的沧州味道？金培瑞想到了运河岸边的胶泥。

用胶泥做“印石”，金培瑞并非异想天开：“浙江钱山漾遗址、杭州老和山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都曾出土过陶印模。”

更让他欣喜的是，当地擅长烧制陶球的金宝成、金葆政，用的就是胶泥。他们告诉金培瑞：这种土黏度大、硬度高、杂质也少，是烧制陶器的主要原料。

金培瑞信心大涨。

泥巴的价值

认识金培瑞的人都知道，别人眼中一文不值的胶泥，却是他的心头肉。

胶泥大多深埋在地下，这些年，只要听说哪里挖坑搞工程，他一准儿立马赶过去。

和他相熟的朋友几乎都有过同样的经历——饭桌上，上一秒还在推杯换盏，下一秒电话声响起，三两句话的工夫，金培瑞就眼里放着光急匆匆跑了出去……

电话里的内容，朋友们不用猜也能想到，“一准儿是哪里发现了胶泥。”

寻找的过程不容易，找到后的一系列工序更难。

挖回来的胶泥并不能直接用于烧制。要晒干、粉碎、浸泡、过滤，待到水分部分挥发，才能制成“印石”的形状。到这儿也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工序。其后还要再次阴干，直至水分完全挥发，才能下刀刻制，刻好的印坯还要经过烈火的烧制。至此，这一捧运河两岸的土，才算完成了涅槃。

一整套工序下来，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时间。这些都是金培瑞花了很长时间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在他眼里，制作陶印的过程细致又复杂，丝毫不亚于爱美的女孩妆扮自己。但对于这个即将花甲之年的北方汉子来说，他从不会嫌自己贴花黄的时间太长。

被陶印点亮

这些年，金培瑞创作了大量陶印组印作品。

他刻制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被新华社和《河北日报》等媒体报道；刻制的《百家姓》组印，一共544枚，即将完成。据他估算，将这组作品做成长卷的话，长度超过30米。

两年前，金培瑞开始了公益授课。他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办了公益篆刻培训班，每个星期六上半天课，前前后后一共教了20多个学生。

学生不多，金培瑞也从来不急。在他看来，学手艺不是赶大集，学员多与少不是最重要的：“这是门精细活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学不会，我也不愿教。”

收徒教艺不是一件容易事，对金培瑞来说更是如此。

他平时很忙，单位的事儿、书协的事儿，还兼着当地一份杂志和一张副刊的主编和编辑……但他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每次开课，他都早早来到教室，准备好当天所用的印坯，手把手地教导。不到半年，学员们就变成了“小小篆刻家”。看到这项技艺开枝散叶，他高兴极了。

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公益培训班没有上课，但仍有10多个学生常向他请教问题。金培瑞知道，他们也和自己一样，被这枚小小的陶印点亮了。

一炉窑火升起，金培瑞将一枚枚精心刻制的陶印，整齐地装入窑中，然后封炉烧制。900℃的高温之下，经过文火、烈火、焖烧，付出一整天的辛劳，再放置一天，待降温后开炉出窑，一枚枚陶印呈现出砖红色。金培瑞沉迷于这漫长的过程之中，“让泥土拥有灵魂，烧制成的陶印便有了说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