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傅炳翰是盐山县旧县镇（现千童镇）后韩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幼聪颖好学，思想进步，一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是我成长学习的典范。

与先驱一同举旗抗日

傅炳翰1902年出生，1913年考入韩集李莲村高小，上学期间因得天花停学。他立志学医，买了《张寿甫中医验方》等中医书籍自学。

当时，旧县镇前韩村有学校，和后韩村相距不远，但拒绝招收后韩村的学生。伯父与革命烈士马振华同村，为了争口气，他毕业后回村与马振华一起办起了学校，还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农民互助会，传播进步思想。

1932年8月，伯父经刘格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盐山旧县、圣佛一带组织农民抗租抗税，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伯父与马振华、王俊峰、邸玉栋等人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传党的政策，联络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7月15日，数千人在旧县北街集会，宣布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伯父任救国会秘书长。

救国会的建立，极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0月底，发展到13个分会，救国军发展到1500余人，救国军的建制由大队改为两个团，伯父任一团政治部主任。

任职期间，他先后参与并指挥了两次战斗。

一次是1938年2月攻打无棣。战前，在无棣县委的协助下，伯父派出侦察人员摸清敌情及路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率部队500余人直捣无棣城。敌人居险顽抗，战士们用火烧毁门，很快攻入城内，击毙了无棣县伪警备队长，活捉了伪县长，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子弹若干。

第二次是夺取庆云县城。当时庆云县城驻有伪军一个营，营长专横跋扈，经常出城抢粮，老百姓又恨又怕。1938年4月，伯父派人先打入敌人内部做动员工作。伪连长李栋臣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愿意加入抗日队伍，作为内应约定以红灯换绿灯为信号里应外合。

战斗开始，伯父率一团一个营在特务团部分武装的配合下，看到城上的信号一变，迅速组织战士架起云梯，爬上城墙，包围了敌人大队部，并向里喊话。伪军营长从睡梦中惊醒，见已被四面包围，只得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伪军被击毙，多数投降了抗日的队伍。战士们打开监狱，放出被抓来的老百姓，并打开粮仓，将伪军抢来的粮食分给了群众。

四柳林战斗死里逃生

冀鲁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四柳林战斗”发生时，伯父时任地委秘书主任，是战斗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1942年4月，冀鲁边区接到上级电令，召开了反扫荡动员会，指出扫荡的重点可能在东光、鬲津县的中心地带。要求大家动员群众，藏好粮食衣服，主力部队转移离开中心地带。边区党委动员会后，伯父与地委专署机关人员离开了中心地带，到乐陵的边沿和沧县一带活动。过了半个多月，见敌人大部分回原巢，一连平静了10多天。伯父与机关人员误认为敌人扫荡已经结束，又回到了中心地带。第三天，日寇3000多兵力把地委专署驻地紧紧包围起来，由于寡不敌众，除少数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绝大部分都牺牲了。包括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等。

1968年，伯父回到老家后韩村故居养病期间，我曾问到这次战斗。当时伯父心情沉重，说教训太深刻了。

深入虎穴“望子岛”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卢成道等5人牺牲。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派伯父去正盘踞在渤海湾“望子岛”的邢仁甫做争取工作。因为当时，他时任特务团政委。

伯父一上岛，就被软禁起来。

十几天过去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伯父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出来，搭上一条渔船逃离了望子岛。他在上岸的地方意外地遇到了特务团六连指导员崔奎生和特务团政治处干事国宝麟。崔奎生原是跟随黄骅来到冀鲁边区的干部，开始任旅部政治部干事，收编海匪武装队伍时，被派到特务团做党的基层工作。伯父把党组织派他做争取工作和被扣逃出的经过告诉了他，并让准备上岛的崔奎生继续装作不知道，隐蔽一段时间，争取更多的战士回到抗日阵营中来。

另一边，伯父又让国宝麟马上到清河区找王卓如，告诉他邢仁甫已叛变投敌了。然后，伯父一路跋涉回到盐山境内，找到三分区驻地。当时脚肿得像萝卜，袜子也脱不下来了，腿僵硬得不能打弯。分区领导立即派交通队护送伯父到清河区，见到了王卓如等同志。伯父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望子岛”的情况。不几天，被邢仁甫扣压的边区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我部队带回了根据地。

回忆伯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历任山东省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地委统战部长、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长。伯父于1969年病故。上世纪60年代，他将自己节省的5000元钱全部捐了出去，其中支援灾区3000元，支援家乡农田水利建设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