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下午，黄骅青年文化研究者谷园在沧曲书舍发布了新书《东汉兴衰史》。发布会现场展示的作者十余种解读经史类著作，是他自2011年以来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引发观者很多思考。

无疑，谷园的成果丰富了沧州文化研究。这种丰富是文化种类的增加，而非同类的叠加。近20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在全国风生水起，几乎各地都有一批研究者着眼于当地文化研究，热火朝天，成就斐然。然而，当我们冷眼看待他乡地方文化时，似有一种感触——很难引起外地人的兴趣或深度共鸣，即使感到新鲜好奇，也是瞬间即过，过去不留，内心留不下太深的痕迹。比如，当长江边的土著滔滔不绝向北方游客介绍当地文化时，游客对这些文化的情感，应远不及家乡村口的一条小河，心向往之的，当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樯橹灰飞烟灭”等带有普遍共性的成面成块的文化介质，而不是那些琐碎。反之，外地人看沧州，或许也会有此类感触。文化大书里夹杂的碎片，很容易飘零。

生活中人们常有此体验，当人喋喋不休诉说自家孩子多么可爱调皮、祖宗如何丰功伟绩时，听者并不感兴趣。所有夸奖或赞美，只是迎和的一场短剧、礼貌性一笑而已的轻浅。

因为情感，孩子要夸，地方文化要做，特色要突出，但如何规避那些一笑而已的尴尬？

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

热情是研究的动力，但不是能做好的必然；地方文化有区域吸引力，却未必都能产生普遍性共鸣。

从历史上看，即使从3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来观察，当“乾嘉学派”为考证一个字而耗费20年心力并著书立说时，被视为蛮夷的西方已经产生了超越中华的文化巨变。文化史上的“乾嘉学派”贡献很大，但放到近代世界进步史里，笼罩中国300余年的乾嘉学风，使当时社会阶层产生一种普遍的“中华老大”的自得，对自己的“长袍马褂”“钟王小楷”过度迷恋，未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裂变，不能提供民族继续行进所必须的思想支撑，直到100多年前，被迫向西方寻找，向世界放眼；当明初“寸板不得下海”，康熙海禁直到乾隆纠结于觐见礼仪、地大物博而拒绝通商时，西方已慢慢产生了海上霸主；当清代人自豪于影响全世界的唐《永徽律》时，西方已诞生了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近代意义上的民商法也陆续完成，文化领域不能提供民族行进所必须的思想支撑，迫使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数千年屹立于世界的中华法系，而转向移植德国法和日本法，中华法系不复存在。

当前，人们对沧州文化研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度，从方言到遗存，从风土到人情，边边角角，都有人在做。如果热度再加以冷眼，放眼看世界、看全国、看历史、看当下、看自己、看共性与特性的结合部，在纵横捭阖中定准理性坐标，则前途不可限量。

沧州文化有很多脉络。然而历史文化的主干无非是两条大河在东部大海汹涌的开阔、西部山川阻隔的平坦之间时空交叉所积淀的痕迹。放到这一交叉中去看沧州当前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还有很多遗憾：海洋文化、北方平原文化，尤其是黄河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或是不成体系的碎片。而对于大运河，若能通过研究，疏通两大水系对于沧州文化承前启后的塑造作用，探寻与全国文化之间的共性、在中华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则能整体看待，穷根溯源，反思得失，为沧州文化的未来，贡献历史性张力。

沧州文化绝不仅限于沧州区域里的文化，但又离不开沧州元素。沧州这片热土应贡献更有深广度的思考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前人论之，如冯道官刻九经、纪晓岚修撰《四库全书》、张之洞践行“中体西用”等，之所以使沧州产生历史和世界性影响，是因为他们都以热情和冷眼，把握了民族文化共性，在时间演进和空间交叉部，具有横与纵的观察力、践行力。

在谷园新书发布会后，作者用毛笔蘸金粉签名赠书；他的新书及以往的经史类著作，观其大略，以史说经。这都具有传统文化意味。多年来他利用视频等说经讲史，其形式则带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岁月飘忽，形式不居，形式是利用的工具，而内容却永远为王。当谷园的《东汉兴衰史》在大运河畔发布的那一刻，沧州区域内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交叉研究，似有了另一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