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享受与书相伴的日子。
我的叔叔曾是小学语文老师，受家庭熏陶，我自小就对图书兴趣浓厚。5岁开始识字，上小学前，就读完了《封神演义》和《唐传奇》。
我感觉书本就是我的玩具。整个童年都是以书为伴。小时候，喜欢小人书，每逢赶集，都拉着大人去街头的新华书店。那里有一个专门的柜台，摆着花花绿绿的小人书，一套《西游记》我攒了十多本，后来又跟同学用玻璃球换了几本，终于凑齐了。如果保存到现在，应该值不少钱了。
上小学后，我走了叔叔的“后门”，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那时读书是盲目的，有什么读什么，多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高中叛逆期，武侠成了我的最爱。中学涉猎更广，历史、散文、传记……凭兴趣阅读，凭爱好选择。
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困难我辍学了，来到北京闯荡。出门在外，打工生活是寂寞而枯燥的，每天充实我生活的、给我温暖的、支撑我走下去的，还是书。那时候我每天骑着三轮，去给各个大学里的超市送货。我托超市老板给我办了张借阅卡，从一所大学里可以借阅到一些文学书。我把它们保护得很好，因为它们来自神圣的殿堂，带着大学里的味道。那段时间我读完了王小波的三部曲。
一次《北京青年报》征稿，邀请打工者用一段话谈在北京的感受，我写了一篇投过去。第二天这段类似微博的言论登报了，吸引了北京好多打工者给我打电话，其中就有一位承德下板城的姑娘。她的父母在山上种核桃和酸枣，她跟随老舅在北京批发酸枣汁饮料。后来我加入了他们公司，成了一名业务员。
我们经常一起挤公交出去送货。但是我们没走到一起。因为一次送货途中，中巴车急刹车，她没扶稳蹿到了车挡风玻璃上，磕到了眼睛，回老家治疗去了，没再回京。我记得她叫娟子，也挺爱读书，常抢我的书看。如今这些都已成为美好的回忆。
正式回到老家干起送蜂窝煤这个活儿的那一天，我读到了一本书。书是一位老先生借给我的，他是我的第一个主顾，跟我要了300块煤球。我给他一块一块搬到堂屋的八仙桌底下，码得整整齐齐。他早就沏好了一大杯花茶，让我坐在凳子上歇会儿，喝完再走。他问我多大了，什么学校毕业，家里有什么人，送蜂窝煤送了多久了？我一一作答。老先生瞅了我半天，说：“我看你像一个人。”
“谁啊？”“孙少平。”“孙少平是谁？”
老先生把一本书借给我，从那本《平凡的世界》里，我见到了孙少平。他从煤窑里走出来，一张黑乎乎的脸，站在我的眼前，笑呵呵地对我说：“嘿，送蜂窝煤的老弟，咱俩还是同行呢！”
我的心一下子敞亮起来。以前我总觉得命运对我不公，辍学进建筑队搬砖锄泥，出门打工落不下脚，回到老家找不到工作只好送煤球，从孙少平身上，我却发现苦难的人不止我一个，从艰难中挣扎出来，才是真正美好的生活。
我把书装在一个塑料袋中，挂在脚蹬三轮车的车把上。排队装煤的时候，把车停在路口等客户要煤的时候，卸完煤歇汗的时候，我会洗一把手，捧着那本书，读上一会儿。读上几句，心就会静下来，去和孙少平一起拼一起闯，感觉那段时光真是幸福。
《平凡的世界》看完后，已经是三个月过去了。我用攒的钱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把蜂窝煤从城里送到了乡下。我又从老先生那里借了《活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月亮和六便士》好几本书。那时候我已经攒了一台电脑，每天晚上不管有多累，我都要在QQ空间里写上一篇日志，记录自己读书的感悟和对生活的希望。
我去老先生家还《人性的枷锁》的时候，老先生已经病势垂危了。临走，他把他的两个书架和书都送给了我，并建议我开一家书店，尝试着转一转行。
我不想让老先生失望，很快就把书店开了起来，因为是主营旧书，所以起名“沉香书店”，取“书是陈的香”之意。书店以借阅为主，利润不大，刚够交房租，为了坚持下去，我和妻子俩人忙活，她盯着门市，我白天去学校门口，晚上再去公园摆书摊，一直摆到夜里10点多。那时候精力充沛，回到家还要写上一篇日志，因为读了一天书，感悟也不少，必须要写下来。
以书会友，我认识了在文联工作的张老师。他给我带来一个征文信息，我试着投稿，竟然得了三等奖。这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一篇篇文章在县里市里陆续发表。来看书的人夸我，看书多就是好，肚里有“墨水”！
我的书店虽然只干了一年，但这一年中，我把店里的书都通读了一遍，我觉得这是生活给予我最大的财富。书店关门了，我和妻子舍不得这些“精神食粮”，就把它们都搬回家去。
我们重敲锣鼓另开张，店里换上“物质食粮”，开起了副食店。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仍旧看书，书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好像没有它，就失去了不少味道。
书不卖了，朋友没丢。张老师帮我找了一家报社做兼职编辑的活儿，钱不多，但这种成就感，让我乐此不疲。我加入了沧海风文学论坛、黄鹤楼文学沙龙和各种零售文学平台，认真完成每一篇约稿，连年获得好几家报刊的优秀通讯员称号。今年，我又接连负责起三个企业文化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工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读书串联起了这个转变。走好下面的路，更要把书坚持读下去，在书的陪伴下，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