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静然

59岁的高良喜是献县人，他热爱红色文化，更对冀中回民支队的历史情有独钟，多年来阅读了许多历史资料。几年前，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无论是书刊还是纪念馆，在介绍展示抗战期间的冀中回民支队时，常常把这张照片作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代表性照片，还标注为：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进行刺杀训练。打开网络浏览器，搜索‘冀中回民支队’，这张照片更是随处可见。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

是好奇，也是热爱，一张老照片引发了高良喜的思索与考证。

存疑：

服装、背景与历史不符

这是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照片上的战士们包着头巾、手拿大枪，排列整齐，似乎正在训练。

通过研究，高良喜对照片中的几个细节存疑。一是服装方面，1938年4月至5月，冀中区党政军机构成立。随后，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7月，改称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

“正规编制的八路军野战部队，干部及战士都着统一配发的八路军制式服装。而这张照片的青年战士，穿戴的是普通百姓服装，这应该是抗战时期的地方武装队伍。”他说，根据上世纪冀中地区老百姓的着装特征，滏阳河、子牙河以西的平原及山区，成年男子大多有头上扎白毛巾的习惯，既能保暖，又能擦汗，扎在头上出行或劳作，携带使用都很方便。这种头饰在上世纪冀中农村地区比较常见。

再看这张照片的背景。战士背后是一座典型的清真寺建筑，屋檐下的横梁上，从右往左有“追悼马”3个大字。高良喜推测，这应该是1944年2月7日马本斋逝世后，某地为他举行悼念活动的场景。从时间推算，这时的冀中回民支队已跟随杨得志司令从冀鲁豫地区转战到陕北延安。

高良喜推测，这张照片应该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

发现：

老画报再现当年照片

无独有偶，几年前，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再版的《晋察冀画报》第七期上，高良喜再次发现了这张照片及相关联的一组照片。

这期《晋察冀画报》最初出版于1944年11月，书中用一个版面刊登了“边区各界沉痛追悼马本斋同志”的内容，共有4幅照片。上面的一张为1944年5月7日边区各界追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大会，下面的3张为1944年6月17日第七军分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这3张照片依次有说明，分别是：七分区到会全体回民宣誓、冀中区第七军分区回民追悼马司令员仪式、回民中队在追悼大会上的刺枪演习。流萤摄。

根据照片的背景，高良喜觉得这三张照片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中间一张背景建筑的屋檐下有“追悼马司令员大会”字样，还有一张有“追悼马”3个字。

高良喜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党政军机关及回民支队转移到了冀鲁豫地区，只留有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当时，地方回民武装有定县大队回民中队、肃宁县大队回民小队等。画册上的照片应该是冀中七分区定县大队回民中队在马本斋追悼大会上的刺枪演习。这支部队属于定县的地方武装，而不是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

“这可能就是照片后来被‘以讹传讹’的出处，许多研究者、媒体都误以为照片中的就是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以至于很多关于冀中回民支队的文章、资料都以此图配文。”他说。

高良喜对照片的拍摄者也进行了了解。画册中3张照片的摄影者均为流萤。流萤是邯郸人，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129师先遣队，任宣传员，1938年到抗大学习，1939年分配到冀中军区部队，历任排长、团宣传队长、文化教员。1940年，参加冀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学习，毕业后到冀中七分区政治部从事专职摄影。1944年冬，他调冀中军区任摄影科长。

“从流萤的经历看，抗战期间，他主要在冀中七分区工作，没有在冀中回民支队任职。由此来看，流萤拍摄的这张照片也应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高良喜说。

探究：

照片背后那段红色故事

那么，作为一支驰骋冀中的野战部队，冀中回民支队有没有留下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像呢？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摄影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1939年9月，石少华以摄影记者身份从延安到晋察冀抗战一线采访，被爱好摄影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一眼看中，把石少华调入冀中军区开辟摄影工作。在吕正操的大力支持下，石少华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两年时间里，连续开办了4期摄影训练班，培养出100多名摄影干部，为冀中摄影工作的开展和晋察冀摄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张照片，离不开照相机、胶片、照相纸、冲洗药品等设备材料，其中照相机和胶片是成像最关键的因素，但那时照相机的数量屈指可数。随着根据地摄影培训活动的持续开展，摄影队伍也逐渐发展起来，最初的几台照相机根本不够使用。1941年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照相机和几个胶卷，器材的缺乏使得摄影组采用换人不换机的工作方式，尽可能地完成拍摄任务。另外，拍摄完还需要在暗室冲洗胶卷，放大扩印，十分繁琐。”高良喜说。

他还说，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为各军分区培养了上百名摄影人才，但到了各分区及部队，大多是有人没器材。1941年5月中旬，魏福凯在参加了冀中军区“五四”青年节全军运动大会的摄影活动后，由冀中军区政治部调冀中回民支队开展摄影工作。当时，支队摄影机和各种器材一无所有，需要等到有合适的机会，通过敌工关系到敌占区去购买。在等待器材期间，魏福凯就协助宣传科搞文字宣教工作。1941年秋，田瑞章从冀中军区第三期摄影训练班结业，分配到回民支队政治部任摄影干事，魏福凯和田瑞章共同拍摄了一些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学习、操练的照片，回民支队在武强、饶阳一带冬训时进行了展出，受到全体指战员的欢迎。然而，1942年，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6月2日，冀中回民支队在阜城县高纪庄与上万敌人遭遇，司令员马本斋率队突围。敌人的一颗炮弹在政治部宣传队中爆炸，魏福凯受伤被土掩埋，田瑞章等多人壮烈牺牲，当时田瑞章所带的照相器材及摄影资料全部炸毁丢失……

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也不断与学者、历史研究者切磋交流，高良喜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验证。他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发表于《党史博采》，引起了党史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响。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条件所限，马本斋和冀中回民支队留下的抗战时期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这对一支英雄的部队和后人来说，确实十分遗憾。但我们依然要秉承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来面对过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