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来岁时，家里盖了四间“砖包皮”。不仅抖落掉家底，还拉下一两千元饥荒。对于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父亲，这是个天大的窟窿。即便是这样，宁可勒住脖子不吃不喝、扎紧腰带拼死拼活，也得把房子盖起来。谁都想活出个样儿来、过出个好儿来。

向世荣大叔借了大几百元。世荣大叔长得白白净净，戴着比瓶子底都厚的眼镜。每次世荣大叔来家里，都会拎着个点心匣子，里头装着让人直流口水咽唾沫的桃酥。走的时候，母亲会从炕席底下掏出一沓钱，十元面值的少，大多是一元、两元的，看起来也就一头二百。

有一回，发生了争执，世荣大叔说总共还了多少，还差多少，有一百多元说来说去就是对不上。那时候，不兴打借条，就靠良心记，全凭脑子想。世荣大叔走了后，父亲说，咱都好好想想差在哪里，想不起来对不上账，咱就认下得了。母亲没有二话。

没过几天，世荣大叔又来了，照样提着点心匣子，还是吃了饭要走。父亲说，差的那一百多元，大概是俺们记错了，账算俺们的。世荣大叔说，也备不住俺记得不准，不要了，不要了，让孩子们念书用吧。最后还没还，世荣大叔要没要，我不知道。想必是还了，因为世荣大叔后来送来了一只没有长犄角的羊。

还账的日子慢，年关来得快。那时的人不会赖账，宁可砸锅卖铁、扒皮熬油也得还账，不为别的，为了脸面，也求个心安。一旦干了昧良心不带劲的事儿，就成了臭鱼烂虾，谁见了都躲着走，只能插起门来跟天过日子。可是，光顾着还账，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原来过年还能吃上顿肉饺子，这回没盼头了。

父母愁得没法儿，就盯上了院子里拴着的那只羊。羊还没成年，骨头架子大，没多少肉。羊眼巴巴地和人对视着，好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不幸。我哀求着父母别宰了它，它还是个羊孩子。羊是我们快乐的源头。小伙伴放羊，它凭着个儿大成了头羊，领着一群羊跑来蹦去，乖巧伶俐顺从听话。十分尽责地保护着羊群的每个成员，遇有危险，总是冲在前头。我天天都喂它，它天天驮着我满村跑。

我没能留下它。父亲请来代大爷，硬是把羊宰了。村里好多人来买羊肉，地上放着笸箩，谁买了肉就把钱放进去。代大爷只管割肉、上秤、算账、报钱数，给多少钱看也不看。肉卖完了，账交代清了，还多了几元钱。父亲想把这几元给代大爷，代大爷说什么也不要。父亲把头、蹄、下水，还有羊骨头都给了代大爷。好说歹说，代大爷都不干，说你家孩子多，正好过年吃。父亲说，都拿走吧，谁吃得下去？那可是一年到头都难得赶上有荤腥的年头啊！

盖房子剩下一垛秫秸，码在院子里。只想着开了春，谁家盖房用得着卖了。不料，年三十的晚上，前邻赵家三小子放钻天猴，落在秫秸垛上，火烧得红透了半边天。村里一时炸了锅，大伙你急我抢，提着水筲、端着脸盆、扛着扫帚，火急火燎、浩浩荡荡地赶来救火。火灭了，人们一个一个悄悄地走了，没有一句客套话。

初一拜年，我们哥几个挨家挨户鞠躬，比以往鞠得深了不少。没人提救火的事儿。这些事儿，在那个年代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我心里却结结实实地留存了几十年。

虽然离村多年，但父母的丧事都是回村里办的。来执忙的老乡亲，不用喊不用叫，屋里挤不开，院里也站得满满当当。来吊唁的老乡亲一拨接着一拨，尽管他们手里只拿着几张烧纸，脸上却充满了哀婉之情。这和哭声大却挤不出眼泪来，或者纯粹地行礼、随礼、记账、将来还账的流程比起来，显得朴实很多。到了饭点儿，帮忙的老乡亲走得一个不剩，吃完饭又早早地来执忙。从给老人穿衣裳，直到抬出院子，最后跟到坟地，老乡亲们始终都把自己当成家里人。

父亲93岁过世时，村里辈分最高的胡二爷也让人搀着来了。他说，这个老大哥当了一辈子干部，做了几十年好人，怎么着也得来见他最后一面。记得父亲当粮站主任的时候正赶上“瓜菜代”，一家子跟着忍饥挨饿；父亲当木材加工厂厂长的时候，带着我们哥几个起大早搂树叶当柴火烧。为了盖房子，老人家带着一家子把能捡到的砖头都捡来了。但是，村里不管谁家有大事小情，父母都抢着帮忙，从来没有落下过什么。

代大爷说，老大哥就是跟大伙走得近。父亲走了整整十年，母亲走了整整二十年。我时常想起、也多次梦见两位老人。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纳“千层底”时那昏花的眼神，从柴火锅里拎出大饼一抖落就散在盖帘上顿时弥漫开来的葱油香味，煎咸快鱼时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香油淋在锅里激发出来又笼罩住街坊四邻的气场；父亲花仅有的几角钱给我买了块熏肉自己却吃肉末儿、闻包装纸香味时的神情。一家人围坐在炕桌上就着咸菜啃饼子，喝稀粥时对美好生活的企盼，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时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

父母这一生再平常不过，但两位老人所开创的这片新家园却越来越肥沃，越来越繁盛，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宏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