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时节，窗外传来杜鹃清脆的鸣唱，一声接一声，彻夜地唱，清亮亮地唱，一下子抓住了夜的耳朵，让梦境清亮无尘。耳朵被打开了，情思也活络起来。

何以“一鸟鸣而幽情生”呢？其实，中国人对花鸟鱼虫的好感，早就沉淀在精神基因里，堪称无缝不入。古老的歌谣《诗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共情的人文情调，振翅的白鹭仪态万方，悲鸣的鸿雁哀哀独飞，五月蝉开始清音，六月莎鸡振其羽，七八月的时候蟋蟀还在田野嬉闹，十月便来到了床下开演唱会。声名赫赫的“诗三百”，仿佛不借花鸟草木之名，羞赧于开口吟咏，亦不足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雅之情。国破家亡当头，号称“诗圣”的杜甫感时伤世、暗暗垂泪时，即便那些瘦弱的鸟儿，也跟着步步“惊心”。可见，悲天悯人的老杜先生不仅感动了李唐时代，甚至让万物生灵敏感而多情，花开花落、鸟鸣云飞，与人心自然而然地随喜随悲。中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藏匿的特殊力量，由一丝一羽或可窥见无限内涵。

当然，不是所有的鸟都那么善解人意。唐代诗人金昌绪写过一首《闺怨》，一只讨人嫌的黄莺儿，大清早便在枝头鸣叫，惊扰了女主人的美梦。爱人远在辽西战场，梦中缠绵，竟被瞬间打破。显然，鸟鸣如人语，都得安插在最合适的时空，否则，再动情的歌唱，也难免戳破诗情画意的梦境。同样一声杜鹃啼，落魄的江州司马听出了啼血之悲，仕宦在外的曾巩听了，反倒归心似箭；阵阵雁鸣伴秋风，有的耳朵酿出了思乡的苦酒，有的耳朵滋生了豪迈的诗情。

其实，鸟声亘古不变，变化的，只是情义浅深。鸟语人情，总归与时事相配。想起普希金那首短诗：“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逝，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这种情怀与灵感、眼泪与爱情，与物质毫无干系，也许只因贴着窗户的耳朵忽有所闻，眼泪便会弄湿翅膀。诗中真意，虽然来处各异，却都生于心灵最敏感之处。心灵秘境，往往会通过大自然的一声一形，渗入阳光。

郑板桥爱竹，喜鸟，却从不养鸟。他的养鸟之道是，让房前屋后树木成行、枝繁叶茂，引得百鸟群翔，待到梦醒时分，自有鸟鸣萦耳、羽翅乱飞……台湾作家李乐薇构想了自己的山中小屋，不养鸟，但每天有鸟语萦耳；不挂画，推门有幅巨画叫“自然”。这心灵栖息的“空中楼阁”，与郑板桥的思想一脉相承。人居当中，“鸟国鸟家”自然天成，一觉醒来，耳畔鸟声清冽，啁啾频仍，心思恐怕想不轻盈都难吧。

郑板桥养鸟，属于一种精神追求。一笼一羽之乐，带来的只能是感官之娱，而非心灵之乐。当以鸟之乐为乐，人心与鸟意在一个维度上飞翔，无需扬帆，精神之舟便可任意东西了。五柳先生一度“采菊东篱下”，看山间白云舒卷如画，听林中百鸟归巢，一个时代的文化灵魂，随即与自然化而为一。相对五柳先生“隐于野”的小隐，板桥先生“隐于朝”的大隐，则少了些许风轻云淡的洒脱。难怪郑板桥曾在衙斋种下许多青竹，这并非为了追求夜夜竹声的风雅，而是在一枝一叶中倾注了忧国爱民的真切情怀。

鸟鸣，勾连了天南海北不同人种敏感细腻的心思，人们把喜怒哀乐与这些天籁之声自然而然地关联在一起，构成了人鸟共情世界。譬如，若是秋风萧瑟，又赶上乌鸦“哇——”的一声助势，人心苦楚兀自多了三分凄惶；同样披着一身黑袍，乌鸦在日本人的心中，则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望。据说，日本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主要是因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乌啼之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白鹤迈着优雅的脚步，从《诗经》里一路高歌，走进北宋名士林逋的梅园，走上了明清森严的朝堂。当高贵典雅、鹤立潮头被引申为“一品当朝”，身穿刺有仙鹤图案的朝服，成为读书人穷其一生追求的至高荣耀。谁又能想到，在以浪漫著称的法国，法语仙鹤除了指鹤本身之外，竟然兼具“蠢人、荡妇”之意，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欢喜也好，厌恶也罢，人情移于鸟兽，有文化渊源，又似乎毫无道理，的确构成了不同国度、文化情趣的机缘巧合。备受文人骚客青睐的四声杜鹃有一个不讨喜的习性，它从不筑巢，产卵于其他鸟巢当中，让其他鸟妈妈代为育后。原来，偏爱做华丽的歌唱家，甚至装扮成“啼血”的悲情者，反在亲情方面极为寡淡。或许，只有这样，它才算一只有趣的鸟吧。所谓“物竞天择”，大概“天选”也隐含着自身的道理。

风熏熏地吹，阳光闪闪地亮，八月衔着七月的尾巴，黎明续着黑夜的丝弦。鸟鸣从青天垂下，心弦被无端拨动，情趣暗生羽翼，那来自远古的传唱也悄然而起：“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诗情画意间，便是灵魂的栖息之所吧，它们与自然万物同音同频，同喜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