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爱好文学的农民诗人余守春在泊头尹圈村创办了“朝花诗社”，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时任省委书记曾给诗社写信并接见了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38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介绍这一民间文学组织。
一时间，文学社在泊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大批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记录生活，抒写青春和理想，质朴的文字里展示着这片土地所孕育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岁月流逝，诗社已经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但那份激情仍令人心潮澎湃。近日，记者采访了当年诗社的代表人物，听他们讲述40多年前文学青年的“诗与远方”。
芬芳沃野孕育诗心
说起泊头文学社的代表人物，就不得不提余守春。当年，他在自家三间土坯房创办“朝花诗社”，成了无数文学青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泊头市文庙镇尹圈村——一个三面临水、果林密布的村落，余守春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1982年4月，刚刚20岁出头、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的他，辞职不干了。他的心里装着一个文学梦，这个梦儿时便已种下。
余守春的父母都会唱民歌，尤其是父亲，有一套现编现唱的功夫。村里有什么喜事，他往那一站，出口成曲。余守春曾整理出一大本父亲的唱词，可父亲一字不识——8岁当长工，12岁扛活、挑水，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农委会主任、大刀队队长……父亲的爱好熏陶了他，父亲的经历启迪了他。
读中学时，余守春在日记上写到：“运河的水，驮着我的欢乐漂着我的愁……”语文老师说：“这是诗！”大概就是那时，诗歌像一粒种子，在余守春的心里生根发芽。1981年1月，他的诗歌入选《河北文学》，8月又敲开了《诗刊》的大门……
余守春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慕名来找他的年轻人不少。接触中他发现，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也有了精神生活的需要。1982年7月4日，10多名青年汇聚在余守春家的土屋里，成立了朝花农村青年业余文学小组，余守春任组长。
“我们也许永远做不了诗人、作家，但一定要做一个新型的农民，做一个正直、有责任感、有较高情趣、热爱生活的好青年……”余守春说，大家制定了“组员守则”。从此，他们每个月相聚一次，交流创作、读书的体会。有时，他还为大家讲授文学创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制定下个月的读书、创作计划。然后，将大家的作品出版在他们自编的《朝花》双月刊上。
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文学的光芒，白天围着庄稼转，晚上沉浸在自己的天地，抒写心中的诗和远方。
时至今日，余守春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黎明——1982年10月24日，他和文友捧着刻了一个星期、印了一个通宵的《朝花》创刊号，一路又蹦又跳，难掩激动之情。
当时，文学社社员的创作热情高涨，几年时间，就写出了500多首诗，40多篇小说、散文、评论，读书笔记、生活札记1万余篇，很多作品被刊发在《诗刊》《星星》等知名文学刊物上。
余守春更是一头扎进了诗歌的土壤，不管是在地里干活，还是和家人吃饭，只要灵感闪现，他就会立即投入创作。1983年，《无名文学》刊发了他的一组诗，就是在夜里浇地时写的：“如果人生是一棵大树，知识是它的叶子，果实是它的价值，每一个钟头则都像是一朵花。”风云雨雪、四季轮回，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他创作的源泉。
从乡间走向全国
随着越来越多社员的文学作品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朝花》也在全国引起了反响。1984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来到尹圈村采访，建议小组改名为“朝花文学社”，后来改名“朝花诗社”。不久，电台通过38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介绍了这一民间文学组织。田野中生长的“朝花诗社”，一时间引起了全国关注。
那些或鲜活或深邃的文字流淌出的情感，如此动人且令人难以忘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加入。社员从最初的12人扩展到本地27人、外地若干人，“朝花诗社”分社更是多达130多个，遍布全国。而公刘、刘小放、李子等文坛响当当的作家，都曾当过诗社的顾问。
《朝花》有了名气后，全国各地农村青年的来稿、来信雪片般飞来，余守春从一封封来信、来稿中读出了千千万万农村文学青年的激情和对新生活的呼唤，他真切地感到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诗歌时代到来了。
1984年，朝花文学社被沧州地委命名为“建功立业”模范单位；1985年，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1988年，被收入《世界著名文学社团名录》……
1984年，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高扬亲自写信：“一小群想做诗人的农村男女青年逐渐赢得了一点声名，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他还接见了余守春，鼓励他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回望20世纪8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余守春说，那时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热血伴真情，纯粹加天真，对社会有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用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丰富细致地展现了中国乡野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们既是时代的书写者，也是被书写者。
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余守春像一团火焰，既温暖着大家，又点燃了每一位创作者的激情。
在朝花诗社的影响下，泊头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影响较大的也有十几个，如齐桥镇绿韵文学社、富镇富春文学社、四营乡萌芽文学社等。这些文学社拥有社员400多名，分布在各个行业，都是业余文艺创作的爱好者，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作品。
知名作家李子曾撰文回忆当年的文学盛况，他比喻为“一花绽放，百花盛开”。
刚刚退休的王义，曾担任泊头市第二中学校长。当年，他在学校创办了《春华》《秋实》两个文学校刊，刊发学生和老师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力。
“阅读开阔人的视野，写作熏陶人的精神。因为有了文学，有了创作，人的内心是丰盈、安静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他挖掘学生和老师们的文学潜力，培养他们的创作热情，校刊半个月出版一期，深受学生和老师欢迎。
一篇篇朴实动人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而有趣的灵魂，那些文字从他们的心灵流淌而出，诉说着内心的情感。
“有的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备受鼓舞，因此爱上了阅读和写作。”王义说，可以说，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文学青年。
57岁的张洪昌至今记得那个火热又激情澎湃的年代。在当年文学热潮的影响下，他喜欢上了文字，进而影响了人生的每一步。不得不说，这影响里有余守春的功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书对人们来说是奢侈的，即使不认识几个字，大家也渴望通过读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上学时，同学们知道张洪昌喜欢阅读、爱好写作，就推荐他去尹圈村的“朝花诗社”。后来，他便来到了那里，来到了余守春的家。那时，他还不到18岁。
余守春讲四大名著，讲中国文学史，引经据典、读诗诵词，有时在家里，有时在梨树下、庄稼地，那些动人心弦的文字，一下子为张洪昌打开了一扇窗，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听着听着，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他被文学的魅力所折服。从此，他一有空闲就去余守春家里听课，和大家一起交流。有时一待就是一天，中午就在余守春家里吃饭。一个个炽热的目光，透露着他们对知识、对文学的渴望，而他们大多都来自附近的村庄。
对于张洪昌来说，那里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如今回想，历历在目。因为有一定文字功底，他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也从乡间走到了城市。
当年，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有的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命运因读书而改变；有的孜孜求学，出版了多部著作；有的虽没有从事文字工作，但依然坚持写作，写生活、写人生。当年的文学社，带给大家的不仅是书页上的文字，还有那些文字迸发出来持久激荡人心的温暖而又坚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