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海

品读胡伟先生近期创作的生态诗歌，我们会发现他诗歌中的思辨性更加突出，有力地拓展了生态观念和生态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标识度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特色。

而当下不少自己贴标签的生态诗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与现代生态理念并无多少关系。它们产生于自发的感觉，作者觉得与自然有些关涉，也就站到生态诗的队列中来了。当然，这并不是坏事，这至少反映了生态诗开始热起来了。但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样的写作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写作。

从胡伟创作的一大批生态诗歌文本分析出发，我们很容易也能够很明确地指认胡伟的生态诗歌是由现代生态哲学观和美学观作为统摄，自觉地思考生态诗学问题，并以“思辨性”为探索的驱动器向诗歌的新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写作的。如同宋人诗歌“以理取胜”一样，如果不从“理”的向度去思辨，如何先从观念上突破，进而从诗歌美学上独辟蹊径确立一种新的语言审美范式，耸立起与前代唐诗并峰峙立的诗歌高度呢？胡伟生态诗呈现出的思辨性，是他不断思考生态问题、面对当今时代生态现状和生态文明实践、自觉担当起责任和使命的体现；同时，它也是以生态诗歌的方式介入这样一种具有先行意义的生态思考和实践的必然体现；而且，从生态诗歌书写的创新角度而言，这是具有探索性的，是在新的维度重新尝试从思辨中滋养出诗意的花朵来。从传统的诗学观念而言，往往对此会有所保留，不会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因为理趣和诗意的关系确实是悖论性的。那么这种矛盾的悖论关系只有在当代生态哲学和美学背景下，从生态诗歌语言创新和重构的话语背景下看，才具有逻辑的自洽性和实践的可能性。也正是从这个广阔的时代精神纵深中，我们也才能够看清生态诗歌所处的方位，也才能理解生态诗歌是在“后现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崭新的诗歌，它由“不”重新说“是”，它正在并将不断参与建构关于“人与自然的未来梦想”，从而探寻人类从生态困境走向绿色诗境的精神之旅。

我们欣喜地发现，胡伟和一批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自觉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与无私的付出，坚毅地行走在这条诗歌的探险之路上。在生态诗歌的思辨性、哲理性上，胡伟的诗不断求索，集腋成裘，渐有气象，并形成了生态诗的另一种向度。

《柴火》这首诗，不得不让读者的眼睛认真打量一番。“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对面湿漉漉的柴火是我”，对柴火的凝思，是“我”在诗象和思辨之间的弹跳和腾挪，让诗意更具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柴火》呈现出了一种生态诗语的新的可能性，而这构成在现代语境中的生态写作姿态，而且更前倾于生态精神。

在生态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互渗和相斥的悖论关系，而在诗歌中如何呈现这种悖论关系，并在重构的诗境中得到和解与呈现。如《我思考和我不同的事物》《我慢慢习惯无边辽阔》《鸟》《柴火》这些成熟的生态诗歌，在语言表达上既深且新，能让读者体会到智性中洋溢出的另一种诗意，也让我们看到胡伟在生态诗歌创作中的不懈努力和收获到的成果。而这批新作的诗歌也启示着我们同道者：生态诗歌是一种开放的生长着的二十一世纪诗歌，它将在理性和诗意的重构中拓宽诗歌美学的新疆域，正在把语言的不可能变成诗歌虚构的“巨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