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华北老师聊天，平静且热烈。他的故事里，蕴含着太多生命的希望，细腻的温情，淳朴的自然，生动的灵魂。这一切都来源于这片辽阔的湿地……
张华北与共和国同龄，原籍四川省合江县，1961年迁居南大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沧州市作协副主席。几十年来，他书写的散文以南大港湿地生态自然为特色，风格细腻而厚重。作品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全国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等国家、省、市级奖项。
他的读书故事，生动感人；他笔下的文字与生命，已深深融入这片厚重的大洼。
记者：在读书生涯中，有哪些读书趣事？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张华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儿童画册《小朋友》，它是我第一本启蒙书。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母亲借来的《林海雪原》，那时我不到11岁，暑期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硬是啃了一个星期，囫囵吞枣地看完了最后一行。除了被那些精彩的描写吸引外，土匪的黑话一字不少地背了下来，直到多少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1961年，我随家人来到南大港农场，接续小学的学习。在这里，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农村版的《西游记》。那时候，我家居住在农场的农业中学，老师的书、学生的书，我都借来看。《水浒传》看过，《大八义》《小八义》看过，还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缺皮少底的《封神演义》来看，一副饥不择食的看书狂的模样。书，使我眼界大开。学校的新书大都被我借来看了，星期天，也大都是捧着《红旗谱》《播火记》《三里湾》《灵泉洞》《青春之歌》度过的。
1966年，我揣着初中毕业证到了一个最边远的生产队。当“红宝书”“最高指示”学过一遍又一遍后，家里的《米丘林》《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也不知看了几遍，连那本丹麦勃朗戴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也竟然看了两回。那时候，我不到17岁，没学可上，只有每日无休止的农活。在离家5公里外的职工队里，每到农闲是可以休大礼拜的，两星期可休一天，这时，我就回到家里消磨时光。借到一本普希金的《普希金爱情诗》，我全本抄了下来。
《沫若文集》是从刘格铭老师那借来的。刘老师是黄骅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留校教书，1958年下放回了家。我第一次向他借书时，他从套里间抱出了一个大纸箱放在炕上，“上学时候有好几箱，现在只剩这些了。”脸上闪过一丝遗憾。我翻看着那些书，两眼骤然明亮起来，昏暗的灯光下，字迹仍然那么清晰。
郭沫若《凤凰涅槃》中那凤凰“集香木自焚，复而从死灰中更生”，它们诅咒了500年来沉睡、衰朽、死尸般的生活，“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尽的情炎，荡不尽的羞辱”。以凡鸟的浅薄和猥琐，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衬托凤凰的沉痛和壮美。诗人汪洋恣肆的笔调、反复重叠的诗句，浓烈的渲染、倾泻式的激情和急湍的旋律，如烈火燃烧着我的心扉。
诗集《女神》和《前矛》《恢复》，我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多少年后翻看还那么鲜活如新；话剧中屈原在雷霆中的长吟，“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莫不让人热血沸腾；乌江岸边，楚霸王的一场殊死肉搏惊心动魄，“项羽的两个眼仁愈见对紧了，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25名壮士也不约而同地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26道和四周的冰雪争着寒气的剑光，在朝阳中交织着了无数的虹彩”，真可谓精彩绝伦，气贯长虹。郭沫若的自传小说《漂流三部曲》《行路难》《我的童年》《喀尔美萝姑娘》，如行云流水，倾尽一腔热血和柔情，无遮无拦。我掩卷之余，常常沉浸在对这一文学巨匠的无比崇敬之中。
那本卷了皮的《牛虻》，是还了后又借回家看了一遍，牛虻与红衣主教蒙泰尼里的矛盾，是革命信念与伪善教会的矛盾，那么不可调和，那么水火不相容。而最震撼人心的是蒙泰里尼在主持弥撒后游行仪式上的失态，将失去爱子后的痛苦、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剧情推上了高潮，也成为我多少年后仍在心中的凝重一幕。《艾芜文集》《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很快，刘老师的那一纸箱书全部被我一册册借走，又一册册送回。
劳动之余，我在书中似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可能找到的可读的书在一个偏僻的农场里毕竟也是很难了。一年冬，农场北尚庄村的一个会计听说我爱看书，领我到他家，从一个被搁子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原来是《史记选》。此书1962年出版，精选了20篇文章。那陈胜、吴广起义的壮阔，刘邦的奸诈、项羽的豪壮，韩信、张良的智慧，西门豹的谋略，荆珂的视死如归，商鞅受刑的惨烈，李陵将军的无奈，如串串金星在字里行间闪烁。我细细地读来，陶醉在这些古典名章中，不能不为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文笔所叹服，而我对古典文学的钟爱，也是由此起步。此书由王伯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厚如砖，定价2元5角，今天看来，似乎便宜得不可思议。一年后，我再去借来读，会计居然慷慨地说：“你喜欢看，就送给你吧。”50多年过去了，书页有些发黄，我仍珍藏着这本书，如同珍藏了那段岁月。
记者：怎样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是怎样的情感让您数十年钟情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大洼？
张华北：1976年后，各种文学期刊发行，我拿出工资中的一部分订了十几种刊物，有《中篇小说选刊》《十月》《当代》等，在工友中已显得有些奢侈，《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连续订了20多年。1982年，我上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今中外各种书籍读得更多。包括四大名著、三言两拍、二十四史，鲁迅、茅盾、巴金、冰心、艾芜的作品，以及外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等的名著。
我的文学梦始于1972年末，我被分配到农场糖酒厂当职工，在业余时间承担了厂里黑板报、油印厂报编写。从那时起，开始了诗歌、小小说、小品文、中篇小说的习作。1977年，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南大港第一份油印文学刊物《春蕾》。慢慢地，图书市场丰富起来，我徜徉在农场的书摊、省市的书店乃至京津的书城，在那些豪华精装、鸿篇巨制、架梁叠屋的书的海洋里寻觅，我的藏书达到3000多册。
直到1986年，我的散文《渤海的早晨》在河北《生活画报》配图发表，成为我公开发表的处女作。
因了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关注，因了对这片大洼的钟爱，触发了我久已郁积的用最奇美、最真实、最激情的文字描写大洼的情感。那追求文笔细腻、内涵丰富的大洼散文像泉水喷涌而出。这里，你能听到鸟儿的争喧、鱼儿跃水的欢愉；你能看到臻臻百草的劲舞、灵蛇婉曲的奋进。大洼，是一个鲜活的世界，是一个生命的富藏。自然与人类在这里组成一个相生相伴的环境。
初期散文《大洼之草》是寓意人类的生命之草，《大洼春景》是人类愧对自然的写照，《大洼治蝗》更是人类在生物灾害面前不断自省的记录，《鸿雁飞来》是缔造禽鸟灾难的人类昔日的再现。
2003年，我的散文集《大洼如歌》出版。如果说，这之前还只是凭感觉进行生态散文的创作，这之后我已着意地把自己纳入了生态散文作家的行列。
2007年散文集《大洼行吟》出版发行，这里有我关心的坚守大洼的麻雀、有固守冰原的大麻鳽、有劳顿一生的黄牛、有死于车轮的草兔。我赋予它们以人性、思想，在这片大洼里生生息息，构建生命的美丽。
2008年，我的散文《秋声秋色里的大苇洼》荣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2013年，散文集《丹顶鹤的那些事儿》获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这是对我钟情于这方水土上的创作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2013年，我的一部生态散文集《九秋》出版发行，这是结集的大洼生态专集精华本。2021年，散文集《大洼意象》出版。目前共出版散文集9部、与他人合集4部，尚有书稿3部，作品300多万字。获得全国、省市各种文学奖项40多项，散文选入全国、省市文学选集30多部。
记者：在您的写作经验中，怎样才是好的作品？应该怎样学习和写作呢？
张华北：好的作品，第一，是应贴近生活、关注自然、关注人生的作品。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没有生活的体验很难有成功的作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优劣息息相关。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也应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这样的主题作品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第二，是对事物细心观察、采访，提炼主题，创建深邃意境的作品。对事物的观察要细心，采访要专心，有了第一手材料如同有了好的食材，才能做出美味佳肴。第三，是动用各种修辞手段，使之成为结构美、感情美、语言美的作品。精致、精美是散文的最高境界，这需要刻苦学习，勤于研究和习作，方可积土成山、集腋成裘。
我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从最初的创作开始，即坚持细腻与厚重的趋向。写作中细腻的描写是我的偏爱，试图以细节突出主题上给人以深刻的视觉冲击；如《洼里麻雀》《洼里黄牛》对麻雀、黄牛细腻描述。我也追求厚重的文风，挖掘人类文明中深厚的积淀，使读者能够得到丰富厚重的知识量、信息量，而不是浅薄与平俗；如《大洼治蝗》中追述古代治蝗的历史、传说、蝗虫生理特征等。如果说细腻是文章中的阴柔，那么厚重则是文章中的阳刚，二者的结合方可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由于受到郭沫若诗文浪漫主义的影响，在创作中我极力把激情贯通其中。有了激情，你的文章更具有生动性和感染力，读者在和你一起激动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心灵的撞击。
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获得前人总结的知识和理论，行路即是走出去实践。这理论与实践结合，正是人类知识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有效途径。让我们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工作责任和精神追求。让手不释卷伴随我们的一生，让每个家庭成为新时代的书香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