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焕光
日前，《献县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标志着丛书编纂工作进入新阶段。丛书将对历史文献、近年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碑石拓印等进行全面搜集整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献县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挖掘、整理、研究。
《献县历史文化丛书》执行主编、献县文联副主席吕永森，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史的挖掘整理工作，他和编委会同仁，继承献王刘德实事求是学风精神，以大历史观对丛书进行了构思、开题和设计，力求呈现出“文献名邦”文化厚重、精彩、多元的品质和魅力。
继承弘扬实事求是学风
传承保护历代先贤著作
记者：献县一直是文化大县，被誉为“文献名邦”。《献县历史文化丛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立项的？目前编纂进度怎样？
吕永森：献县曾参加过中华文明史上的五大文化节点事件，为中华文明作出过卓绝贡献。献王刘德时期，在献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图书搜集整理活动，把《诗经》《左传》《周官》《孝经》《乐记》甚至《论语》中的许多篇章，都整理研究保存了下来。刘德整理研究的这些儒家经典叫古文经，到了东汉末期，古文经学基本就成了古代思想史的主流，而刘德就是中国“经学时代”的奠基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献县成了儒家文化再生地，古文经学发祥地，《左传》和《周礼》的传承地，而献县开创的实事求是学风，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追求。
到了东汉，著名的《熹平石经》，是从献县走出的汉灵帝批准的，汉灵帝还创立了鸿都门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科艺术大学。《熹平石经》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确定权威的儒家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隋唐时期，又出了儒学大师刘炫，他名气很大，是使南北朝儒学大分裂后重归统一的桥梁，唐朝编著《五经正义》，它的底本就有刘炫的多部著作。五代的时候，冯道主持刊刻了儒家九经，在历史上叫“五代监本”，这是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用雕版印刷刊行儒家经典。还有大家熟悉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说，献县一直有传承文化的优秀传统。正因为这种传统，献县历史上出了很多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唐朝名臣王晙，南宋名臣张悫，明朝理学家耿橘，清初北方实学代表王余佑等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贤都留下了丰富的著作。我们不挖掘、不整理这些文化宝藏，就对不起这些先贤作出的贡献。
在这个大背景下，献县政协主席高金庚一直在思考，认为必须挖掘整理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展示出来，才能做到传承保护，也才能弘扬献县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此，高金庚主席还特意取了个词，叫“献县情怀”。在他领导下，县政协组织了一批有“献县情怀”的人编纂《献县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书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目前编纂工作很顺利，正在与出版方洽谈出版事宜。
坚持“大历史”编纂观
发挥文史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记者：丛书的主要内容、编纂原则和方法分别是什么？
吕永森：丛书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献县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献县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大历史观编纂，充分阐发献县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时，发挥历史文化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进一步激活献县文化基因，是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献县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化工程。
关于编纂原则，一是突出展示献县的核心文化元素，定位为具有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普及价值。二是以史料为基础，力求真实性、客观性、可读性相统一。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一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整理出版献县旧志和献县民间藏文献史料6至8种。献县旧志包括5种，是献县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集中整理旧志。献县民间藏文献史料包括民间藏谱牒序跋勘校，为研究河北移民史、姓氏源流等提供具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等价值的文献史料；清朝至民国民间藏契约文书勘释，这是目前热度很高的一种新史料，对研究民间传统经济学、乡村社会组织、地权结构、赋役制度、民众生计等极具史料价值，尤其是土地变迁的法律活动和法律行为，是对官方历史的有效补充；民间藏稀见文献，主要整理民间藏未出版过的具有史学、文学、思想史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
二是近年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这一部分注重原创性、理论性、史学性和客观性，包括献县历史文化概论和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等6种，力求拉伸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高度，打造新时代献县学派，推动形成新时代献县学案。
三是整理出版献县历史上受多重文化交融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古陶纹、碑石拓印和历史影像，补充燕赵齐鲁文化交汇史资料的不足。同时，编纂《献县政协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献县政协第一部专门志。
“微观大历史”跳出沧州看沧州
建议实施区域文明探源工程
记者：您研究整理地方文史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近年来的学术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吕永森：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史，后来学中文专业又打下了古典文献基础，从工作到现在有20多年了。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秦汉史领域，但也关注了魏晋至北宋的很多史料。这些领域基本都和我们沧州的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关。
《西汉首个河间国的置废与汉初政治格局的迁变》刊于南京大学“新古史辨”，曾得到秦汉史大家安作璋先生的认可。《一代鸿儒》《逍遥游里的不逍遥》刊于首都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国学网”。对于学界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我也很感兴趣，曾担任《献县志》副主编和《献县军事志》校审，和其他同仁整理出版了“首套直隶学丛书”《历代献县诗钞》，其中我整理的是“燕齐四家”中的《崔士元诗集》。最新的是在写一本《帝制视野下的河间国——汉郡国制政体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实践的一个标本》，目前完成了10万字左右。通过献县历史文化研究公众号发布了《北魏增置沧州原因试析》《沧州屠城170周年祭》等30期心得。
我一直主张“微观大历史”。区域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大历史环境影响，大历史环境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影响和改变着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区域文化研究，思考大历史背景下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机制，而小区域的涟漪也可能造成大的蝴蝶效应，也就是说微观小区域和宏观大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搞文史研究，我的观点是要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来观照区域文化的生成发展机制。用大历史观研究区域文化，我想效果是最好的，它能解开许多区域文化研究的谜团，而且会推动沧州区域“公众史学”的发展。
记者：您一直弘扬献王精神，您是如何评价“实事求是”学风的？
吕永森：做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研究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在历史上明朝人就已经很受批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志，大多是明朝时候开始编的，但他们空疏的学风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后世也有不少人附会并编造本地域的文化，甚至说什么“过几十年就成真的了”。假的怎么会真呢？真正搞学术的没人相信这些编造的东西。
记者：献县是献王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沧州市政协常委，您对新时代献县乃至沧州文化发展有没有相关建议？
吕永森：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新时代的沧州，文化会有更繁荣的发展愿景。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做到“两个结合”，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如果抱残守缺，不进行现代化转型，只向后看，不向前看，那就失去了生命力。
至于说到建议，高金庚主席和我正在准备一个关于《实施沧州区域文明探源工程》的提案。苏州是全国第一个搞区域文明探源的地级市，我想我们沧州也应该做这项工作。沧州早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原始先民生活。到春秋战国，沧州区域已经出现了十几座城市，并充分融合了齐、赵、燕三国文化。两汉魏晋，沧州是河间国所在地，是儒家文化再生地与实事求是发源地。直至清代，我们上面说的重要文化节点事件都有沧州的卓越贡献。
近些年，沧州市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揭示了沧州区域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但仍有很多文化空白。因此，我们拟建议实施沧州区域文明探源工程，多层次、多角度地回答沧州区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背景、特点与机制，并通过沧州区域文明探源让民众走进沧州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让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为中华文明探源作出沧州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