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张献廷，当年在黄骅市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老人去世时，我才10岁。50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老人家留下的遗物已所剩无几。前几天，我忽然收到黄骅李维学老先生的一封信和一张发黄的药方，信里说：“得知献廷医生是您的祖父，甚是为您高兴，他老人家是名医，求医者甚多，四邻八方慕名而至，此方为我先父所存，是夹在一本中医秘方中保存至今。得有七八十年了，足见乡亲们对张医生的信任敬佩和怀念。此帧处方保存到现在，应该交给您留作纪念为好……”虽是老乡，但我与维学先生未见过面，他听人说起我的爷爷后，就把这张尘封多日的药方，专程托人送到了我的手中。

没想到，爷爷去世几十年后，他的这张药方，以这种方式到了我的手中。这也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纸质药方了。我感慨万千，许多老人家的旧事也涌上我的心头。

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羊二庄前街村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在村里的主干道上，一位穿着长袍、头戴礼帽、拄着拐杖的老人，在晨曦或夕阳中缓缓独行。无论寒冬还是酷暑，每天总是如此——这就是我的爷爷。那时，他老人家早已退休，但放不下热爱的中医，更放不下救死扶伤的担当，于是退而不休，依然坚持按时上下班。有时下班回来，村里孩子们迎上前喊爷爷，他便从手提袋中拿出几块糖来分发给孩子们。日子长了，形成习惯，常常是一帮孩子们玩得正欢，突然有人喊一声：“张爷爷下班来了！”大家便一窝蜂地跑到街头，把老人家围起来。老人高兴地给大家每人发一块糖，街道上便升腾起一片欢声笑语。

爷爷是唐洼村人（今属中捷农场），生于1890年，幼读5年私塾，后学医6年，从此走上了行医之路。他老人家熟读医书，医术精湛，从医40多年，坚守悬壶济世、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为人治病不分贫富贵贱、不论报酬厚薄、出诊路途远近，为百姓所称颂。他先后在青县马厂镇、黄骅羊二庄镇坐堂行医，字号“大仁堂”，四方百里有口皆碑。

听老人们说，1937年，青县马场一带疾病肆虐，三四天内，几十人发病，病人上吐下泻，几天就脱了形。老人家当时正在马厂镇行医。他决定义诊送药，济世救人。他逐户巡诊开方，回到药铺把药配好，让徒弟送到病人家中，自己还要每天两次巡回复诊。3天过后，大多数患者病情稳定，无一人死亡。事后，当地百姓凑钱到大仁堂付药费，并千恩万谢，老人家分文不留。他说：“我在当地行医，多受各界关照。这次大家遇到困难，我理应尽到自己的心力。”驻当地“盛字军”的一位杨副官深为感动，联合部分商绅人士共同赠匾致谢。木匾长两米宽一米，上书“医中国手，活我民众”8个大字。同时，杨副官还率领两位绅士到天津，向天津中医药协会介绍爷爷的功德事迹，为爷爷申请了“中医药协会行医证书”。

有一年大年三十，爷爷出诊回家，听到西厢房有动静，开门一看，发现本村的一个孩子正在偷东西。那孩子一看被发现了，吓得浑身发抖，家人们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爷爷知道这孩子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便对家人说：“这孩子准是日子艰难，过不去年了。谁家有口吃的大年三十还出来干这事？”他赶紧给孩子拿些包子馒头，让孩子回家和他娘过年去，并安慰孩子说：“别害怕，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爷爷说。”还给了孩子一些钱，让他买个鞭炮，欢欢喜喜过个年。第二天，初一一大早，那孩子和他母亲来给爷爷拜年，千恩万谢“活菩萨”。

爷爷医术高超，与人为善，在十里八乡德高望重。平时看病，有钱拿药，没有钱的贫困户照旧拿药治病，而且服务照旧。纯朴的庄户人家，每当把药拿在手里，心怀感激的同时也会于心不忍打个白条，留个欠账单。日积月累，大仁堂每年下来要积攒十几张欠账单。为免除欠费乡亲们的后顾之忧，每年腊月二十九，爷爷都会例行把欠账单烧掉，让困难的乡亲踏踏实实过个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爷爷回到故乡行医，大仁堂设在羊二庄镇前街，行医为善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和厚爱。起初来到羊二庄是租赁的沿街房子，其间也曾变动搬迁过几次。1948年羊二庄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几位村干部商议，认为献廷先生为百姓造福，在前街无房无地，决定把一处房子分给他。爷爷召集家人统一思想，认为看病收入完全能付得起房租，不需要再分房子，侵占贫下中农的利益。他再三向村干部表达感恩之心，谢绝了土改分配的房屋。

1953年，爷爷顺应政府要求，改变私人开业坐诊行医堂号，更名“大仁诊所”；1956年响应政府“公私合营”要求，积极参与建立“羊二庄联合诊所”，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羊二庄镇医院”。1960年起，连续3年当选黄骅市人大代表。

1972年腊月二十六，爷爷因病去世。但他的医者仁心却一直激励着后辈。家族中有十几个人走上了从医的道路。今天见到这张药方，爷爷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涌到心头，老人们给我讲过的关于爷爷的故事，也像演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会永远把这些记在心里，并且传给我的孩子们——这可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