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了一屋子书。

不管作者吃饭是用刀叉还是用筷子，一律打破国家、年龄界限，住在我为他们准备的书架上和睦共处。和睦是我的家风，希望他们能尽快入家随俗。

养书必须懂书。书的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生命的解说词，横行是血管，竖行是汗腺。它们的碰撞，本就是文字的暴动，其孕育的新思想、新认知藏在妙不可言的旋涡中。朋友说，给养书的屋子起个动感的名字，别千篇一律叫书房，太影响文字潜在的拓展力和价值取向。

书房最早的名字叫“串门”，杨绛说“看书就是串门”。繁体的“門”这样解释：一扇为户，两扇为门。门要一扇一扇打开，打开眼界的窗口就在家里，不必满世界去找，想想就激动。各种各样的门，唰啦啦的开门关门声像书房的二重奏，此起彼伏，别有一番滋味。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有朋友来找我时，家人都说：串门呢。

有段时间迷恋毕飞宇，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和他的外表一样帅。他那篇《头疼是因为有人念咒》，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他头疼的后遗症明明就是那个时代的伴生瘤，却写得云淡风轻。他在母亲的肚子里经历了一大把奎宁的威胁后，依然坚守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一定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他的存在，并给它点颜色看看。以至于他的文字真的有了念咒的魔力，并在念咒中愈加与众不同。我动了把书房改名为“鬼祟”或“念咒”的想法，并开始准备笔墨让朋友净手挥毫。朋友不能自制地笑倒在沙发上，说我已被毕飞宇念咒，无药可救了。

我乐此不疲地为书房起名，屠格涅夫、茨威格、李敬泽、周晓枫、张锐锋，这么多国内外大家以各种方式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喜形于色，书名也写满了好几页A4纸的正反面。但几个月过去了，书房的名字仍在千呼万唤中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开始分析原因，最终归纳的结果是我养书的姿势不对。养书是应该仰视的，每天都应该有见大师的惊喜和冲动。于是，再进书房，我都会双手合十振振有词，然后再慢慢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

名字没有着落，却发现养的这些书有“刽子手”的潜质。它断了我很多可有可无的想法，比如追剧、发呆、无聊的应酬和长久盯着烤箱里嗞嗞作响的比萨蛋挞。我喜欢上了养书这种外表平静如水、内心烈火烹油的感觉。

不知是不是与纠结有关，胃提出了抗议，吃点东西就胀痛。朋友说，你吃书吃的。他的提醒一语双关，没错，是我吃了不好消化的书或者一次性吃多了消化不了。我趁仰视的机会仔细看了一遍书架上的书，是我错了。发现我把《背德者》放在了书架的角落，忽略了安德烈·纪德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的个性。忘了他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迷惑了30多年。这样个性的大家应该恭恭敬敬地端坐在书架的最顶端、最中央的位置，和约瑟夫·布罗茨基、卡尔维诺、莫言一起作为书房的核心引领者才对。我必须道歉，并静下心来解读他的习性、好恶，以求得他的原谅。

蒋蓝和杨典的位置也不太对。蒋蓝的《倒读与反写》和杨典的《随身卷子》正在对视。这是年龄、内涵和外延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崇尚“不能成为什么，但能想象什么”；一个“从不担心断章取义、道听途说之荒谬，但又时常需要一点语言闪电的刺激”。他们用文字交锋，是敢为死去的字披麻戴孝的人。名家要尊重，先锋派新人也要重视。看来，养书只有一个肉体的胃是不行的，必须安抚好那些文学前辈，以免他们合起来在书房造反。以后，我也必须注意吃的节奏、方式、数量和咀嚼的时间，必须细嚼慢咽，免得让胃生出恐惧的枝来。

于是，我每天在书房溜达两圈，一是为名字构思顺便锻炼胃，二是满足有书养的快感。那种满足溢出嘴角、眉梢，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快乐。后来发现连这个动作我都不是原创。原来徐则臣在30岁那一年，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时，也是这样背着手在书房里转来转去，并大放厥词：“我觉得自己像个有学问的老地主，老地主一天三次来到自己田头，这一顷顷的地，这茂盛的庄稼，全他妈是我的，今天我想吃米就吃米，明天想吃粗粮了咱就改山芋和高粱。”后来我就不再背着手走了，而是双手在腹前交叉，来保护我的胃。徐则臣吃了那么多年的书，积累了足够咀嚼和吸收的经验，他有钢铁的胃和钻石的牙齿，他有资格背着手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我必须虚心学习和锻炼，找到真正适合自己消化机能的胃，学会粗细搭配，促进胃的早日成熟。

忽然明白，藏着巨大秘密的除了天地自然，就是那一本本从不开口的书。我目击了书里很多的人物、河流、种子和星辰，越过百年、千年或亿年，灵魂和肉体依旧熠熠闪光。没错，书对人有救命之恩！

我不再处心积虑地为书房起名了，我只管养书、读书，笑着读、唱着读、躺着读、为所欲为地读，我相信适合它的名字一定藏在这些书里，总有一天它会出现。

没人问我去哪儿了，孩子找我，上书房。老人找我，上书房。就连我家小狗都知道去哪儿找我：上书房。朋友说，你还起什么名字呀，上书房等你很久了。

对，就叫“上书房”。“上”是动词“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