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焕光

近日，笔者在采访马合意、吕永森、王立成等我市多位地方文史研究者时，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出，要深化对地方历史文化根源的探索，首要之举便是系统整理地方基础历史文献。笔者对此深表认同。

文献的整理被视为文化传承和历史保护的关键环节。汉代刘向编纂《战国策》、唐代颜师古注解《汉书》、献王刘德大规模搜集整理图书……这些历史活动，不仅保存了宝贵史料，也给予了后人解锁古人智慧、打开精神世界的钥匙。

历史文献的系统发掘与整理同样是史学研究的基石。2022年，苏州启动了全国首例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在发布的八大重点课题中，苏州地域文明历史文献研究居于首位。同样作为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沧州，也拥有丰富的地方史志，如《沧州志》《沧县志》《河间府志》等。这些地方志，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沧州历史的深厚底蕴，记录着一方土地上的风云变幻。

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包括著名人物的著作、记述重大事件的专书以及家谱等，也应进一步挖掘整理。任丘文史学者马合意在系统校勘明清两代任丘县志的同时，还精心整理点校了任丘人李时和边连宝的专著。这样的工作，有力地传承和丰富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内涵，为地方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献发掘整理过程中，我们必须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唯物主义原则。面对那些陈旧且带有落后观念的文献，该扬弃的就要扬弃，不能沉迷于故纸堆中不知变通。历史的脚步从不停歇，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又要积极面对活泼生动的新世界、新秩序、新理念，要和食古不化的学术态度坚决说“再见”。

近年来，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热潮，无论是古迹背后的故事，还是历史名人的事迹，抑或是流淌在《诗经》、武术、运河中的文化血脉，我们均收获了研究成果，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文献整理分散且碎片化、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的问题。应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激起的探源风气，进一步强化基础文献的系统发掘与整理，以保障后续学术活动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希望每个县都能建立起完善的当地历史文献数据库。

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地方文献，是对历史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的长远布局，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把握住沧州文化的精髓，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进而为沿海经济强市建设提供无穷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