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人们将不同的行业分成三六九等，特别是俗称“七十二行”的江湖行。江湖各行为了自身的生存，都有自己行当的行业隐语，俗称行话。吴桥杂技艺人称自己的行话为“春典”（或“唇典”），又称“春儿”“切口”或“侃儿”。

使用“春典”的首要原因，是可以保守行业秘密。过去杂技艺人在做演出前的准备时，为了保守行业秘密，避免被人偷听偷看，要用“春典”语向同行传递信息，防止道具丢失和泄密。即使在表演中，演员和助手也时常用“春典”语来相互提醒、表达需求，让局外人不明就里。

行话的形成源于行会的产生。中国的行会最迟产生于唐代，唐初代宗时成书的戴孚《广异记》中就有“药行”的词语。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有这样的记载：“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明代以前，行话已经形成并且非常完备。

据记载，明代吴桥兴起的杂技行业庙会——黄镇九月会，其商业交流和业务活动都是靠“春典”语来完成的。原吴桥野猪里村在民国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艺人行会——“艺人会”，其交流用语也是以“春典”为主。这些都说明了行话产生与行业活动的关系。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杂技“春典”发展得很完备，词汇相当丰富，包括生活用语、日常用语、专业用语。笔者在拜访吴桥原群艺联合会主任岳西增时，他无意中提到一个“春典”语“啸棚”。“啸棚”是什么？就是杂技棚被观众哄抢了，像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少发生的，一个艺人一辈子也不见得遇上一次，就是这样很少发生的事，都有专用词称呼它，“春典”的完备程度可见一斑。

再有，“春典”也同吴桥杂技艺术的发展轨迹一样，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比如，社会上有了电话，“春典”语中便有了“掰铃子”；交通工具中出现了火车和飞机，“春典”语中便有了“蹬轮子”“云空子”……这些都是艺人们为了应对时代变化的需要而编创出来的。

除了行业经营需要、技艺保密、应对时代及社会环境变化等作用，“春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确立江湖活动秩序。请看下面一段“春典”语对话：

甲：辛苦辛苦（是行里人吗？）

乙：彼此彼此（大家都一样。）

甲：元辰什么蔓（先生贵姓？）

乙：灯笼蔓，老元辰什么蔓（我姓赵，老先生贵姓？）

甲：千斤蔓，贵包口（我姓陈，干哪一行的？）

乙：不起包口，干粒子的，你贵包口（称不上一行，变戏法的，你干哪行的？）

甲：不起包口，老格家的（跑马戏的。）从何处过账（从哪来？）在何处垛窑（住哪了？）

乙：在土圈里挑厨供，在切地上的琴头（在村子里卖戏法，住西边的客店。）

这段对话中有江湖通用的行话，也有杂技行的行话“挑厨供”“切地”“老格家”等。江湖上有句俗语：“见面道辛苦，便是江湖人”。“春典”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艺人在江湖上阅历深浅的标志，艺人之间的初次交往，为了确定尊卑，也就是江湖上的秩序，就要“盘盘道”（用行话相互对话），然后“搏春”（用行话交谈），一些长幼、水平高低、师承关系等由此得到确定，演艺活动便依此而行。

“春典”的编创很有特点。编创者常使用隐晦生涩的词句，利用借音、会意、象声、象形等形式进行创造。因为大量的艺人没有文化，因此，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易懂易记是编创的一个重要要求。实际上，“春典”语非常好地达到了这个要求，它的语言丰富、完整，真正地凝结了广大艺人的智慧，往往能将江湖人之间所要表达的事物隐含在“春典”语中，如逃走称为“扯呼”、动武称为“鞭托”、坐车称为“蹬轮子”、骑马称为“驾疯子”、穿裤称为“蹬空子”。“春典”因其体系完整、严谨、科学，称得上是中国北方的第二大语言系统。

“春典”是一种语言，随着艺人的走南闯北，渐渐传到全国各地甚至于国外，成为杂技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湖行都失去了原有意义上的行当活动，绝大多数行业的行话也就销声匿迹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春典”语原先的存在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完整地收集到全部的“春典”语。可是大量的“春典”在杂技行业内还在使用，如“托儿”（节目机关或表演者）、“保托儿”（保护训练或演出）、“失托儿”（失手）、“范儿”（节目技巧或一个动作）、“拿顶”（倒立）、“把造”（掌握技巧）等。但是，这些“春典”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保密”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