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高文通寄来的近两年发表的新作，厚厚一摞，大都写大运河，我十分感动。10多年内，我已收到高文通的6本文学作品集了，从内心敬佩我这位勤奋而执着的师弟。我与高文通是同学，都是从教师队伍中选拔到师专进修的。我们都教语文，就分到了一个班。

他听说我也爱好文学，刚刚认识，就拿着一首诗歌让我看，并说：“这首小诗是在梦里得到的。”这，我并不奇怪，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一下，更加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一个人，如果对某种事物爱好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思想上幻化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那就是“诗”。读完他的诗，我头脑里立即闪现出一个美好形象。

为了学习交流，学校要求学员以县为单位各办一期黑板报。第一期由东光来办。东光是一个文化大县，人才济济，文化底蕴深厚。第一期办得非常漂亮，得到了学校和全体学员好评。第二期由黄骅来办。当时，黄骅来进修的只有两位语文老师，我与郭殿云。对于办黑板报我们感到很为难，但是难也得办，也不想落后。办黑板报就给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与郭殿云只能挑灯夜战。转眼到了夜间12点，我与郭殿云正煞费苦心地研究着，高文通来了，说：“怕你们忙不过来，我来搭把手。”说是搭把手，其实是精心策划。我们很吃惊，问：“咱这是搞竞赛呀！你怎么来为我们出力？”

高文通笑了：“竞赛是为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不是谁压倒谁！”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评比的时候，黄骅与东光并列第一。从此，我与高文通就成了好朋友，成了互诉肺腑的挚友。

后来，我们离开学校从了政，来往更加密切。高文通说：“我们走下三尺讲台，登上了社会大讲台，服务的对象变了，但，千变万变，当教师的育人初心不能变。”一句话，说出了为人的真谛。人生目标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是我们的向往，立言是我们的职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当老师，首先就是要把做人的道理教给学生。文化名人曾仕强说：“人生下来，主要任务，就是不断修正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君子。在这条人生之路上，有的人明白，有的人则不明白，就需要人去引领、去教育。而老师，就是要把引领、教育的任务担当起来。”

人，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社会上度过的，每一步都需要端正方向。当老师要立言，用自己的“立言”去引领群众，这便是我与高文通励志文学创作的渊源。我主要是写小说，立足本土，挖掘发现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和事，使之成为一种人们共识的典范，在广大人群中发扬光大；高文通则是多面手，小说、散文、诗歌都写。发现好人好事，适合哪种体裁，就用哪种体裁，自由选择，得心应手。

高文通的文风是朴素的、真诚的、老实的、大众的。读他的文章，就像听他在说话，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实话实说，娓娓道来，把最想说的说出来，把道理告诉大家。他说，写文章不是想显示自己，不是争强好胜，更不是为了挣稿费。应尽量把文章写实、写短。应向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学习。曾巩的文章实在、短小。曾巩曾写过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没写灾情如何惨重，没有写赵公如何英明，也没有写灾民如何感恩，只是把救灾的方法，救灾的效益写了出来。曾巩知道，灾情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把人们最想知道的写出来，就足够了。这样的文章初读也许觉得枯燥，不生动不华丽，但读者却得到了福报。朱熹评价曾巩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高文通就是这样一位秉承如此文风的作家。

高文通说：“我写小说是在‘一读三求’中进行的。‘一读’即读书，‘三求’即求实、求短、求新。”求实是写真实的，社会上真正存在的、普遍的现象；求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会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物形象；求新，这是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从求实中来的。从另一个角度重写老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给世人以启迪。

高文通的散文是用情写的，无情便无文章。人们都说，文学是人学，人学也是情学。有情的文章就有血有肉，无情的文章则是僵尸。在高文通的几本散文集里，篇篇都是对情的抒发。他感恩老师、感恩同学、感恩大自然、感恩耕牛、感恩雨，甚至感恩美食，他写的一切，都从情出发，所以篇篇感到亲切。

高文通年至耄耋，笔耕不辍，始终以一位老师的本心，在立功立言。我的家训中有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简单、俗气，但在辈辈讲、天天讲的传承中，却有利于树立优良家风。高文通的文学作品，通俗、实在，看似一般，如果世人都能照文通的立言去做，就能成就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