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11月7至8日，纪录片《烽火弦歌》摄制组来到沧州，继续溯源国立一中的历史。
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对抗战时期的一段教育史念念不忘。2022年，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国立一中 1938》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上荣获“年度口述历史项目”奖。2023年底，他们又把目光投向国立二中，投入到纪录片《烽火弦歌》的拍摄。与此同时，综合了国立一中、国立二中两所抗战时期学校教育史的纪录电影《烽火弦歌》也同期拍摄，将于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上映。
历时6年，辗转多地，一路寻访挖掘，这个年轻的团队努力为人们还原了一段段抗战时期保留文化火种、流亡办校的中国教育传奇。
这些传奇，与沧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纪录片最初源于《沧州日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
《沧州日报》一篇报道让她踏上寻访之路
纪录片导演刘亚玉是苏州经贸学院副教授、苏州电影业协会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她祖籍沧州，出生在陕西省汉中市。这次来沧州拍摄，可以说是返回故乡——她的大伯刘达陆一家至今还在沧州。
11月7日上午，在大伯的带领下，刘亚玉和摄制组来到了运河区东箭道胡同。
说起东箭道胡同的名字，这里还有个故事。古代官府衙门大堂两侧的道路称箭道。这里原本位于包公祠大堂的东侧，所以叫做东箭道胡同。如今，这里早已拆迁，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还有这么一条胡同。
胡同遗址南边是文庙，西边是运河。刘亚玉深情地望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回到了1937年7月。那时，她的爷爷刘钟智还是省立沧县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的一名学生。日军占领沧州的前夜，为了不做亡国奴，他跟随家人从这里出发南下流亡，从此离开了家乡。
“爷爷和奶奶都是国立一中的学生，爷爷大学毕业后，回到国立一中任教，只是家人们很少提及那段经历。2018年，已经93岁的爷爷偶然从《沧州日报》上读到《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的文章后，竟嚎啕大哭。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奶奶说，你爷爷一辈子经过多少大事，也没见他这么哭过。”刘亚玉说。
《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报道了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今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省立沧县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在抗战时期南下流亡河南、创办国立一中的故事。这张报纸后来通过刘达陆，辗转到了陕西汉中刘钟智的手中。
这篇报道让刘亚玉对国立一中产生了兴趣。“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所学校又能给今天的中学教育带来什么启示？”带着疑问和思考，刘亚玉翻阅家藏的有关国立一中的书籍，决定拍一部以国立一中为主题的纪录片。
那时，刘亚玉刚从苏州大学博士后出站不久。她组建了一支年轻的团队，开始了寻访国立一中的旅程。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寻找国立一中 1938》。
南迁办学的背后是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
这已经是刘亚玉第二次到沧州拍摄了。2018年筹拍之初，她就是从沧州出发，一边寻访国立一中相关线索，一边开始拍摄的。
“当时到沧州，我们找到了很多珍贵的线索，还有不少意外的发现。”刘亚玉说。
当年的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位于泊头，如今已成为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学校校史馆一张1936年的师生大合影前，刘亚玉的父亲刘建一眼认出了国立一中校长杨玉如。那时，他还是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校长。“原来只在照片里见过忧国忧民的杨校长，还从没见过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杨玉如！”这张照片，连学校校史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哪个是曾经的校长。
随着一位位知情人的讲述，刘亚玉了解了更多历史细节。随着日军南侵的隆隆炮火声，杨玉如决定，既不当亡国奴，又要把学校办下去，只有一条路：向后方搬迁。于是师生们把仪器、书籍打包装船，沿着运河一路向南。而后，他们弃舟登岸，没黑没白地赶路。身后就是炮火声，谁也不敢停下来。即便如此艰难，师生们还是把仪器和书籍一件不落地带在身边，负笈千里，直到河南。
“就在爷爷南下逃亡的时候，曾祖父正在前线与侵沧日军展开殊死战斗。”刘亚玉说，这次到沧州，他们要到当时战斗的所在地——沧县姚官屯去看一看。
11月7日下午，在姚官屯镇仁和村村民张殿荣的指引下，刘亚玉一行来到了运河边抗击日军的战斗遗址。深秋的运河，衰草离离，蒹葭萋萋，水面上倒映着夕阳的影子。摄影师魏亮边拍摄边赞叹景色太美了。他担任摄影的纪录片《密语者》，曾入围第9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名单。
刘亚玉一直在运河边寻寻觅觅。她的脚下，经年堆积的落叶发出簌簌的声音。静默了很久后，她说，这里不仅有自己的家族记忆，还留下了抗日官兵浴血抗敌的壮举。
1937年7月，刘亚玉的曾祖父刘树森指挥了姚官屯战斗，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战斗的经过。拿着爷爷的回忆录与1937年日本人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对照着看，刘亚玉一点点靠近“七七事变”后灾难深重的华北大地。“一边是日本侵略者的耀武扬威，另一边是中国战士的顽强抵抗。学校师生南迁办学的背后，是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刘亚玉说。
从《寻找国立一中 1938》到《烽火弦歌》
从2018年筹拍到2022年拍竣，4年时间，刘亚玉和摄制组陆续到北京、上海、河北、陕西、河南等地拍摄，跨越千里寻找国立一中的老校友和亲历者，追寻历史影像和资料，最终以3集纪录片的形式为人们还原了一段抗战时期保留文化火种、流亡办校的中国教育传奇。
“获得的资料不仅珍贵，而且感人。在后期制作中，我们删掉了不少泪点，追求平实质朴的风格，以期让人们更真切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教育史。”刘亚玉说。
2022年9月，央视《人文记录》栏目播出了《寻找国立一中 1938》。2023年7月7日，凤凰卫视也播出了这部纪录片。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周上，《寻找国立一中 1938》获得“2022年度口述历史项目”奖，还入围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纪录片了解到抗战时期还有这么一所学校的。它办学11年，学风正、教育水平高。这里集聚了郝仲青、王国光、杨玉如、吴冶民等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或考上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高校，或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走入革命队伍。学校培养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等国之脊梁。
有人看到这部纪录片后，给刘亚玉打来了电话：“请再关注一下国立二中吧！这所学校同样建立于抗战时期，也出了很多栋梁。”
就这样，刘亚玉很快投入到“寻找国立二中”纪录片《烽火弦歌》的创作中。
2023年3月28日，《烽火弦歌》在常熟中学开机。从1938年到1945年，国立二中培养出18位院士。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吴良镛，中国航空教育奠基人蒋柏生等都曾在此读书。刘亚玉和她的团队远赴成都、重庆等地，寻访国立二中历史的亲历者，收集散落各地的相关史料，并在老照片、信件、回忆录中打捞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在这个摄制组中，刘亚玉、魏亮参与了《寻找国立一中 1938》的拍摄；黄玮和杨雨琨是新加入的成员。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为什么对七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故事感兴趣？
刘亚玉说，开始的时候，是家族使命推着她在做这件事，后来慢慢就变成了情怀。“人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做这种口述历史的纪录片是要往里搭钱的。但是，我们经常乐观地鼓励自己，没关系，为了情怀，我们乐此不疲。”
摄影师魏亮说，一次次“走进”不同人的生命历程，听他们掏心掏肺地讲那段历史，自己常常会莫名感动。感动之外，他也会思考人生、思考教育的意义。
6年来刘亚玉一次次走进口述历史的片场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烽火弦歌》将以纪录片和纪录电影两种形式与观众见面，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国立一中、国立二中两所学校在抗战时期的办学故事。
刘亚玉这次到沧州，就是为了补充拍摄，让这部纪录电影更丰满。
11月7日下午6点左右，刘亚玉一行赶到沧县李天木镇军马站村戴境章老人家中时，夜色已四合。98岁的戴境章正襟危坐，正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白衬衫外套着蓝灰色的开衫毛衣，老人面容清癯，气质儒雅。1942年，不堪忍受日本人奴役的戴境章，偷偷逃出沧州城，南下流亡后，在河南考上了国立一中。
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还很敏捷。围绕国立一中，刘亚玉与他有说不完的话。刘亚玉用手机给戴境章播放纪录片《寻找国立一中 1938》。看着曾经熟悉的校园，老人深埋在岁月深处的记忆一下子复苏了。他讲在校时的种种往事，还画起了国立一中的校址图。
刘亚玉问：“您还会唱国立一中的校歌吗？”
戴境章想了想，缓缓地摇了摇头，带着歉意说：“唱不上来了。”
刘亚玉把一张写着国立一中校歌的纸递给老人。戴境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清了清嗓子，语调铿锵地唱了起来：“我校建立在抗战前线，保育着八百新青年，犹如烘炉既熔且炼，五育锤成迸发万丈光焰。同学们莫迟延，为了祖国的胜利，为了正义的伸展，同心同德，努力向前！要发挥母校精神，收复旧河山，任重道远，努力向前……”
老人唱了一遍，意犹未尽，又唱了一遍。
“可能有唱得不对的地方。岁数大了，你们多见谅。”老人说。
“您唱得特别好也特别对！您看，这是沧州学生唱的国立一中校歌。”刘亚玉边说边给老人播放纪录片中孩子们演唱校歌的画面。那是沧州八中老师李永翔请音乐老师教学生们唱的。李永翔是国立一中历史的研究者。老人认真地听着，脸上不由露出了笑容。
刘亚玉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纪录电影，就叫《烽火弦歌》。”
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刘亚玉说，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有些采访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临别时，戴境章拿出自酿的葡萄酒相赠。老人说，这是2018年的酒，是自己封存年份最久的酒，一定要收下。
2018年正是刘亚玉筹备纪录片《寻找国立一中 1938》那一年。手捧老人这份特殊的礼物，刘亚玉百感交集。她说，6年的陈酿犹如他们6年的追寻与记录。6年来，他们一次次走进口述历史的片场，这也是一个不断积累、沉淀、发酵的过程。期待着《烽火弦歌》也能像老人的这瓶自酿酒，回味隽永，醇香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