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高山

这里所谓地名，不是地图上标注的地名，只是村子里耕种地块的名字。

一个大平原上的村子，房屋、树木、街道、人流被四周的土地环抱，就像是停泊的巨轮。青县人称生长庄稼的土地为“洼”。如不是迁建村或邻近城市的村庄，四周都有土地，也就有南、北、东、西洼之分。各洼的具体地块，也有自己的名字，就像给人起名一样具体。拿我们村子说就有张家坟、西河圈、老牛头、蛤蟆坑、兔子窝、老庄顶子等名称。所起的名字按位置、特点，或按形状，蛤蟆坑是因为地洼常涝，兔子窝又因地高兔子多，老牛头就是那条地是牛头的形状，张家坟、西河圈这种借名而起的，就更好理解了。

也有按地的性格起名的，土地也有性格，土质不同性格就不同。以运河而分，运西的地白沙土多，沙性土质柔软，沥水保墒，性格就柔，早两天播种晚两天播种都耽误不了庄稼出苗。运东的地块红土地、盐碱地多，红土地块就“脾气暴躁”。“红土眼子”就是用土的性格比喻运东人性格的“犟”。这样的地块还有个顺口溜：“早上稀，中午硬，傍晚弄不动。”不随着它的脾气及时播种庄稼是很难出齐苗的。盐碱地块的性格属于“破罐破摔”，老话有“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涝不旱收碱嘎巴”之说。这就有了“麦窝”“北横子”“小盐坑”的地块名。

庄稼人对土地的爱不亚于自己的孩子，几十年前承包土地的时候，村里的地块都划出一等、二等、三等，有的村庄甚至划到五等。对土地过细的划分，也不能怪人们小农意识，因为只有成天劳作在土地里的庄稼人才会对每块地都了解。好的地省肥省力，旱涝保收，次的地块种上也白落忙活，有的年头甚至赔上种子。当时也有不在乎土地的，就主动提出要不好的地块，只要集中就行，这样一来仔细人家多的要分七八块地，不着真儿的人家也就一两块地。好在当时全靠人力和牲畜辅助劳动，机械化落后，一天一块地，今天东洼明天北洼，换换位置还挺新鲜，也觉不出什么。几十年过来，随着对土地的投入和气候的变化，通往大海的排水河节制闸增加，淡水充盈，盐碱下沉，土质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五等地甚至变成了一等地，所有地块产量基本相同了，人力也基本被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取代。这时地块少的人家播种起来方便了许多，费用也就相对减少，显得比仔细人家有远见多了。

说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到如今，国家和个人对于土地的改造始终都没有停过，就像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一样默默地进行着，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可细想起来几十年中从“抬田”平整、修建涵闸到如今的田间道路硬化，潜移默化中，土质、地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运东土地的改良，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抬田”人。那个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年代，社员们收完秋后就没有了冬天，无论男女，一把铁锹，一个抬筐，披星戴月，一冬一春整日拼搏在地里，愣是把低洼不平的土地变成沟渠交汇、能排能灌、统一大小的平整地块，这是当年农业专家的智慧和人民勤劳付出的结果。那代人的付出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当年“抬田”的人们，如今大多都已成为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他们会讲出好多故事：谁的力气大，谁的脑子灵，谁的口才好，谁实干，谁耍滑等，当年的艰苦、欢乐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都随着岁月淡化成笑话和故事。

岁月转换，人生起伏，地块的名称也随着时代有所改变化，有些名字早就记不得了。前些年运东地下水深，村里都打深机井，打了机井的地就按打井的顺序分，称一井眼儿、二井眼儿、三井眼儿。“抬田”的地块规划整齐统一，根据亩数叫一千二或一千三。再细点儿称一千三南节第多少条多少块，像是城市街道里的门牌号码，比村里的户家都好认。

地块名字的改变多带有时代的痕迹，因为不用登记注册，就完全由村里的“才子”们随心所起，叫着顺口记着方便就行，就像人们起的外号，有的地块有多个名字。我记忆中村北叫“大北窑”的那片地就三易其名。十多年前那片地被外地人承包了种棉花，人们习惯地叫棉花地。种棉花的外地人去新疆了，又转包给外村人改种杨树，那片地就叫杨树林子。这两年又流转给了本村的年轻人种玉米和小麦。年轻人是大学生，打药用无人机，就有人叫这块地“无人机场”。第一次使用无人机打药的那天，村里种地的老人们都上这里观看，第二天“无人机场”的名字就叫响了。这名字有科技含量，还代表着中国技术，叫起来年轻人知道，老年人也明白，村里的人们还有自豪感！

点评

《地名》以朴素笔触勾勒土地与人的共生图景。作者以乡土地名为线索，如“蛤蟆坑”“无人机场”等生动称谓，串联起农耕文明的记忆密码。从盐碱地的苦寒到“抬田”人的血汗，从铁锹抬筐到无人机翱翔，文字间流淌着对土地的深情守望。地名变迁既是农业现代化的缩影，更暗藏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那些被岁月冲刷的地块名称，恰如刻在黄土地上的年轮，记录着人与自然的博弈与和解。文章以微观视角观照宏阔时代，在泥土气息中升腾起对土地伦理的诗意叩问，展现了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重塑山河的生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