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是全国获奖小说《母亲与遗像》的作者，著名军旅作家。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昆仑》编辑部主任。而彼时，我则在武陵山区当兵。

这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有一天，我坐在连队粗壮的樟木树下，望着远处烟云浓郁的山峦，忽然很惆怅，就写了一个浪漫的青年士兵的情感故事，寄给军内最大的杂志《昆仑》。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忽然收到来自北京、落款为海波的信，邀请我去广东参加一个文学读书班。

正值六月，我乘车南下，辗转来到珠海西塘，阴冷的南海风潮，把我冻感冒了，浑身酸疼。读书班集结的部队招待所里，满院绿树，有一种高大的、长满圆叶的大树，树干上挂着一些卵型的绿色大果子，有人说那叫菠萝蜜。有很多荔枝树，一嘟噜一嘟噜的荔枝把树枝压弯了。苏轼诗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过。浓密的树丛里走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我一看见，便知道那一定是海波。说来奇怪，他见了我，也似曾相识地冲我点了点头。晚饭他把我叫到他的桌上，休息的时候，他让人给我抱来一床被子，南方旅馆夏天一般是不备被子的。

读书班安排在大万岛，我们先乘坐一艘补给船到达大陈岛，而后换乘小型登陆艇。船行驶在海面上，如同漂在空气里。海的颜色，随着海的深度，由泥黄、茶绿、深蓝、黑蓝，逐渐变化。水越深，船颠簸得就越厉害，白浪一波一波，打到舷上，冲击舰身，溅到我们身上。太阳一晒。打过海水的肌肤，过一会儿就爆了皮，变得通红，特别疼。这时，很多人开始呕吐，内蒙古的塔娜顾不得形象窘迫，躺倒在舱里的平台上。海波却一直坐在舰艏上，与人说笑，全没有晕船的样子，这真让人吃惊。

上岛后，我与阎连科住一个房间，当时他刚在《昆仑》发表了《小村小河》，这次会上他拿来了后来名震文坛的《两程故里》。当时，对这个题材前卫的小说争论很大，有人甚至觉得不适宜发表。但海波始终认为这是个极为难得的作品，说：“看着吧，这一定是个轰动的好东西。”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在《昆仑》上发表出来。这个小说一经发表，不仅被各种选刊选载，还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奖。我觉得，海波是个特别敏锐的编辑家，他对文学的把握评判，特别准确到位，对某些庸俗的文学言论，总是一针见血，从不姑息。讨论会上，有的人理论水平并不高，可只要能说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他就积极予以肯定。他对参加读书班所有作者的情况，都十分掌握，每个人的背景、文学层次，都很清楚。我与他只是通过一封信，但他对我却相当了解。我感到，他不只有两只眼睛，他的额头上应该还有一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文学的眼睛。

他正是靠这只眼睛，通过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来透视你整个人的心理。读书班结束的时候，他给我写到：文中你的小说更应该是写给蹲在田埂上的农民们看的。海波是个冷静的文学评论者。他的作品和精神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和深邃哲学。后来，他给参加读书会的作者出了专集，我的那篇《似水流年》也发表在这一期《昆仑》上，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分别后，他始终关注着我在部队的去留，为此曾专门找过海军作家叶楠。后来我从湘西调去北京，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看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把我叫到魏公村一家餐厅里吃饭，说，你这么早调来北京，有点可惜了。他觉得过早地进京对于我的文学来说是个错误的选择。但他始终把我当成兄弟，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杂志编辑。我感觉，在心理上我们相互贴得很近。编辑部主任每天不知要看多少作品，但我写出《苦情》这个作品时，他没有两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信，大致两个月，小说在《昆仑》短篇小说的头条位置发表出来。这在很多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其实我知道他良苦用心。

有时我想，海波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帮助的是一个单纯的士兵吗？可能不是，他心底里想善待的，可能是更具普遍性、身处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吧。他对我，对阎连科，总是显得很亲，对一些貌似高贵的人物，却敬而远之。按常理，作为高干子弟的他，与他们才应该是最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