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年是孩子们盼望的节日，也是父母的一个关口。父母为让全家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新年，无论家中多么困难，也要备几斤白面，买两斤猪肉，为每个孩子添置一身新衣。

孩子的压岁钱是必不可少的。亲属长辈都会给，有多有少，少者几角，多者几元。大年三十晚上，由父亲领着我们去给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叔叔、婶婶拜年。进门先问爷爷、奶奶新年好，然后跪下给长辈磕头，长辈给发压岁钱。爷爷、奶奶给一元、两元，大伯、叔叔、婶婶给5角到8角，在外上班的亲属要多给些压岁钱。由于压岁钱的诱惑，大年三十晚上寸步不离父亲，担心他拜年时把我甩下。拜年结束后，大人们嗑着瓜子说笑聊天，我躲进一个角落数那些压岁钱，有时八元九元，有时十元二十元，乐得心花怒放，用布裹了又裹，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初一过后，是走亲访友的日子，每年我都是争着去，也是为了去挣压岁钱。按当地风俗，初二走姥姥家，初三走姑家，往后走那些老表亲。我在兄妹当中排行第二，每年初二姥姥家都会争着去，除姥爷、姥姥给压岁钱外，两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每年给的压岁钱要比其他人多。我跟着叔叔和大哥去，近一点儿的靠步撵，远一些的套挂骡马车。

20多元的压岁钱，对贫困时期的孩子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已计划好，这笔钱够我一年中的学习费用（除学费外），不用再向父母要钱。钱有了用项，我把它们看得很重，藏得很严。一天，我发现放钱的地方被人动过，便拿出压岁钱连数了3遍，怎么数都缺两元。问母亲说没动，问大哥直摇头，三弟却在一边哧哧偷笑。我和他打了一仗，又让他赔了我的钱。一位堂哥知道我存有压岁钱，想买一支钢笔和5张白纸，向我暂借5元钱。开始我不愿借，他只央求我，并说给利息，我才借给了他。10天后他还钱时，我便同时收了他5分钱的利息。

蒸年糕、做白馍、包年饺，这在乡村统称为新年饽饽盒。饽饽盒是过年的主要餐食，供祭先人用它，走亲访友用它，招待亲戚朋友用它。正月初二，似乎满世界都是饽饽盒，清一色的面蒸馍、年糕和过年余下的油煎饺子。被新毛巾盖住，四周再用线缝牢。亲友们一般都不会把饽饽盒倒净，只是换换馒头、饺子而已。

童年时期的年节，有一件凄惨的事让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1966年腊月，年味越来越浓，家家都在为准备饽饽盒而奔忙。腊月二十三下午，我和两位爷爷辈的同伴一起闲玩，他们大我一两岁，家境贫困，又都失去了母亲。一个兄弟多，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另一个因缺少营养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中午吃了父亲做的4个年糕，感觉腹部有些不适，勉强笑着对我说：“再等7天就能吃上饺子了。”不料，当天晚上母亲就悲切地告诉我这个爷病死的消息。他腹胀如鼓，下不行气，邻村医生看了说治不了，让去县里大医院。全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来的钱治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纯真的童年里，我们是读不懂年给父母带来的那种困苦的。我们只知道，每逢新年就成了无忧无虑撒欢儿的小马驹。因为这是我们收压岁钱、吃面馍饺子、穿新衣服这三盼实现的日子。

每年的新衣服，都是母亲自己用织布机织的粗布。母亲心灵手巧，嫁给父亲前就跟姥姥学到了精湛的纺织、蒸染手艺。一进冬季，就将自家种植的棉花纺成大大小小的线团，再织成一块块粗布。母亲织布大都利用晚上时间，天气寒冷，那时还没有火炉，奶奶每晚就为母亲准备一个火盆取暖。母亲活道非常强，常常织起布来忘了点，有时织到二更，有时通宵达旦。布织成后，母亲从商店里买回各种颜色的染料，将织好的布放进配好染料的锅里，染成多种色彩的花布，有的用作被里，有的用作褥面，其他备作我们过年的新衣。

我兄妹多，一进腊月，母亲就张罗着为我们做过年新衣。母亲年轻，精力充沛，白天干体力活，晚上在土炕的一角的桌子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为我们一针针缝制过年新衣。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没歇息，她伟岸的身影投在墙上，成为我们梦中守望新年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