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马右各

肃宁作家杨健棣的小说《小瓦与花妮儿》（《中国作家》2020年9期）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故事结构并不复杂，也算不上离奇曲折。作家以一种颇具沉潜意绪的叙事笔调，把一个不无老套的故事打磨出略带幽冷质地的金属光泽。在人们眼里，日常生活像大水漫灌，丰沛而恣意。但对于作家来说，他的写作却需要漫灌过后渗入内心的灵泉滋养。这需要过滤和遗漏。那是一个在暗下里不断进行自我割舍与斗争的残酷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胜利者。只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幸运，像暗夜里游移不定的精神荧光，在照亮存在或可能。作家无疑就是这精神荧光的捕获者。这样看，作家的写作理想就是做一个合格捕手。阅读完《小瓦与花妮儿》，我想作家杨健棣做到了。这不是判断，是文本的自身呈现。

小瓦是留守儿童。花妮儿是一条颇有承重过载意味的小狗。小瓦和爷爷生活在一起。花妮儿与小杏奶奶相依为命（小杏奶奶死去的女儿名叫花妮儿）。在小瓦与花妮儿的恩怨交集中，显影般投射出的是时代潮涌侵蚀下日益寥落残损的乡村世界。

乡村世界曾有过被打上温馨戳记的记忆画面。那场景并不遥远。只是人太容易健忘，太容易被当下的浮华遮住眼目。早年的乡村生活虽也苦、也难，但构成每个家庭单元的个体，因为在一起，便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完整的平衡性。这种平衡给予乡村生活某种隐身贫穷后恬静安和。现在呢？似乎一切都被打破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释放的巨大冲击波，让乡村生活同整个社会一样卷入具有异质色彩的复合矛盾中，日益呈现多极分化的支离景观。底层人群的生存生态随之出现多维空间的剧变。它无情地拒绝想象的乌托邦化，也坦然拒绝了廉价的悲悯和同情。这种艰难繁复的蜕变过程，需要一种带有血质的指认和说出。在李家佐的乡村世界中，有着高屋大厦的富人（恒大大以及类似恒大大们）奔向了城市；有着为改变命运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人（小瓦的父母以及众多像小瓦们的父母），也奔向了城市。有聚在“等死台”边的一些像小瓦爷爷或小杏奶奶一样苦熬生命余年的各色老人。因为他们的在场，李家佐的乡村世界才是真实的、暂时摆脱遗忘的、犹如虚幻般的存在。

在小说的前半程，作家调动内心不断向文本注入充满善意和温暖的叙事溪流，他精准地把叙事视角机巧地重叠在小瓦的视线上。睡眼惺忪的小瓦，看到爷爷“架起来的二郎腿正对着他，两条皮包骨头的细腿搭出来一个三角形的空当，从那里，小瓦窥见爷爷满脸兴奋，脖嗉子那块儿布满了红晕。”还是这两条细腿，它开始移动，就变成小瓦眼中“像两根坚硬的木棒，会从宽敞的灰裤衩子里当郎下来”。这种观察无疑也是双重的。而在另一双眼睛的注视下，跟在爷爷身后的小瓦，“那端着的架势，看上去像极了一只刚出蛋壳、才歪歪斜斜在这尘世上走了不多几步的小雏鸭。”就在这一老一少的行走中，乡村世界摇晃着生动起来。在氛围从容语序舒缓的叙述中，作家精雕细描着映入眼帘的乡村图景，不厌其烦又充满耐心，而他雕琢它们并不是为了誉美或歌颂，而是为随时击破它做不可或缺地铺垫和赘余。他慢慢垒起沙质的童话城堡，就等着捣碎它的契机出现。

这样的契机来了。小瓦被花妮儿咬伤了。

小狗花妮儿被处死，无疑是又一次在精神上杀死小杏奶奶一回（女儿的死已间接杀死过这个不幸的老人一次），她终于无力再在人间挣扎，她选择了放弃。陪同她一同殉难的人还有小瓦的爷爷。一鳏一寡两颗不幸的灵魂终于脱壳肉身的累赘，摆脱人世间的苦情羁绊，在虚缈的天堂相依共处了。他们以自我解脱的方式成全着他人，成全着自己，成全着破蔽的俗世。沉默的行动就是最酷烈的生命告解。死亡在作家简化版的灰冷笔调叙述中陷落沉寂的地火深处。“小瓦看见水边儿有几个老人围着岸边的两具瘦小的尸体。”他曾想象过的爷爷的死——此际翻刻成现实。他再也吃不到爷爷做的“油炸面筋”，那是小瓦记忆里最好吃的食物。而这也是爷爷活在小瓦心里最现实的念愿。它简单而深沉，比任何苍白的表述都更具有还原生活的损伤力。

在杨健棣笔下，乡村世界犹如一幅在面临解构也正在被解构的尘世图景。它还像一块残缺的拓片，借助文本叙事，把沦陷于当下现实语境中的乡村生活，被截取的一角——不动声色又不无残忍地呈现出来。他像似十分冷酷。是这样吗？这让我想到文本之外的作家。记得在和他的交往中，偶尔，会通电话随便聊几句。有时也在微信上聊。他时常提起心念的一个地方：潴龙河大堤。他经常会站在河边遥望绵延的河岸与流水。在遥望中物我两忘。直到河水带走落日，黑夜降临。那是让他魂牵梦绕的一条河。

我想，那一刻作家的眼里必定注满像诗人瞭望土地一般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