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今年93岁，1929年出生在肃宁县师素镇北答村，13岁便成为一名交通员，1944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先后参加了解放肃宁、解放沧州、解放石家庄等战斗。
父亲银发平头，慈眉善目，腰板挺直，高一米八多，平时爱散步，爱看报纸。他平时话不多，但讲起战斗经过，眼睛放光，声音洪亮，耳朵也不怎么背了。
他的战斗故事很多，几天也讲不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3个阶段中各选了一个小故事，这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中的儿童交通员
父亲幼年丧母，爷爷拉扯着4个孩子，过着贫困日子。父亲13岁长了个大个子，上不起学，就在家里帮忙干些家务。那是1942年的春天，表舅樊桂生介绍了一位姓马的亲戚住在家里，他住在东屋，爷爷和4个孩子挤在西屋。
这位姓马的亲戚，白天不出门，晚上表舅常来找他，关上门，让13岁的父亲在门口望风。家里人很快便知道，姓马的亲戚是县抗联的，表舅是来汇报情况的。
距北答村4公里的付佐村，有两个岗楼，东岗楼鬼子住，西岗楼伪军住，日伪军常常出来扫荡，到附近的村子里抢东西，还征集民夫修岗楼、修路。
当时，每个村都有“伪”村长，替据点的日伪军征夫催粮。而这时，晋察冀军区队伍神出鬼没，“伪”村长还要听从党的安排。
1942年春的一天，13岁的父亲被表舅叫到东屋，表舅当时是北答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对父亲说：“你明天去给付佐村的鬼子岗楼干活去，西岗楼下有个卖烟的老头，回来的时候买一盒‘老刀’牌香烟。”这一天，父亲跟着大人干了一天活，散工后，真看到西岗楼有一个叫卖的老头。父亲说：“买盒烟。”老人说：“有大象牌，还有红锡包牌，你买什么牌子的？”父亲说：“我要老刀牌。”老人说；“小孩子买烟干啥，给谁买的。”我父亲说：“给我舅买的。”老人又问：“你舅哪个村子？叫什么名字。”我父亲答道：“我舅是北答村的，叫樊桂生。”老人真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老刀”牌香烟，也没要钱，还说了一句：“把烟放在口袋里，别掉了，到家马上交给你舅。”父亲到家后先到表舅家，把香烟交给他。表舅十分高兴，拿着烟，来到东屋找姓马的亲戚，两人一见面就说：“这孩子真行，我们没看错吧，这孩子挺灵头。”然后让父亲到大门口望风，两个人在屋里商量事。
1943年，日伪军出来活动的次数减少，父亲白天在家干农活，晚上挖地道。到1943年冬，住在家里的姓马亲戚也走了，但表舅常来，让父亲到邻村买“东西”、送“东西”。
194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表舅把15岁的父亲叫到东屋，问：“你说共产党好不好？”父亲说：“好啊！”又问：“你想加入共产党吗？”父亲说：“想啊！”大约过了十几天，表舅带来一张泛黄色、油印的入党申请书，让父亲填写好。表舅说：“你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因为你已经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批准你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时父亲才明白，眼前的表舅是一名共产党员，自己是一名送信的交通员。
1944年秋天，父亲就投入到围困和解放肃宁的战斗中，1944年9月30日，肃宁县城解放，父亲被调到肃宁县四分区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一天每个人的供给是：八两主食、一斤干柴、五分钱的边区票，派饭到群众家，主要从事土地改革工作。
解放战争中的担架队员
1947年春节刚过，县里接到晋察冀总队独七旅的通知，肃宁县组成担架队参加大清河北战斗，父亲任担架队队长。100多名队员从肃宁出发，急行军到任丘，经过高阳到达雄县，再到大清河南岸，通过临时架设在大清河上的浮桥，从南岸通过浮桥，渡过大清河，到达大清河北岸。父亲回忆，赶到时，敌人闻风而逃，指挥部里的饭菜还是热的。
当时大清河战斗的目的是拖住傅作义集团军增援西北的张家口战场，傅作义知道大清河南岸被我军占领，立即回撤增援部队，兵分三路合围我军独立七旅。第一路乘火车到保定，第二路乘火车到天津，第三路乘汽车到廊坊，对我军形成合围。独立七旅完成了对敌人的牵制，准备回撤到大清河南岸，但敌人来的速度太快，西、北、东三面被敌人重兵包围，瞬间陷入被动局面。来时南面的浮桥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我军撤退路线被截断。侦察兵报告说，十二连桥是撤回大清河南的唯一桥梁，我军沿北岸，向东急行军，到十二连桥，从驻扎地到十二连桥45公里。由于撤退突然，父亲的担架队没有接到通知，没有跟上大部队，撤离时，已经能看到国民党的部队。
担架队已经落下了一段距离，当时天气很冷，担架队员脱去外衣，穿着单衣，跑步前进，在跑了约15公里后，突然一发炮弹在远处爆炸，一块弹皮飞过来，把父亲小腿炸伤。父亲低头一看露出了骨头，他撕开上身的单衣，自己包扎一下，继续向东跑。就这样，又跑了30公里，终于赶在敌人前面，顺利通过十二连桥撤退到南岸，跳出了包围圈。父亲说：“跑慢了就会被俘虏，只有玩命地向前跑。”
部队的战士、民兵和担架队员都是一口气跑了45公里。父亲口渴得厉害，小腿露着骨头，但不怎么流血了。他穿上外衣到井边，连喝了两瓢井水。父亲回忆，当时的井水都被战士喝干了。敌人不敢过河，我军原地驻扎。当天中午，地方支前干部给大部队做的小米干饭，吃过午饭，父亲回肃宁老家养伤。
回到北答村，父亲躺在炕上就起不来了。村上的大夫建议到县城里看病，父亲不去。大夫在伤口处抹了些药水，简单包扎上，伤口很快好起来。大夫说：“你身体好，所以好得快。”
在激战清风店战斗中，父亲带领的担架队，穿梭于战场和临时医院，共救出伤员30人次，由于体质好、个头大、有力气，人少时，父亲就一个人背伤员到后方医院。
抗美援朝中的后备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前身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1纵队，入朝作战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二次战役中，第66军共歼敌1370人，自己伤亡1660人，1951年3月15日，66军奉命回国休养。
66军在朝鲜战役中伤亡严重，特别是缺少一线指挥人员。按照统一部署，组建河北军区编练司令部，训练适应朝鲜战场的一线指战员。
1951年3月，我父亲接到上级命令，从肃宁县武装部到河北军区编练司令部报到，担任排长。当时的编练司令部在现在的满城县山区内。训练极为艰苦，白天训练阵地战，晚上训练近战和肉搏战，有时间就通报朝鲜战场的战况，分析失败的原因，对体力、军事、纪律等都进行系统训练。匍匐前进、近身搏斗和夜战训练最多。
1951年12月训练结束，父亲到保定徐水征新兵入伍，准备入朝作战，由于朝鲜战场的变化，停战谈判和战场较量交替进行，66军没有再次入朝。父亲被派到建国县武装部工作。抗美援朝胜利后，父亲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来，1990年在沧县离休。
父亲没有英雄壮举，也没有赫赫战功，但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人民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