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战线上，他们以化名作掩护，将密码本深藏，从延安到烟台，一路惊险重重。为了躲避敌人的严查，负责机要工作的夫妻把密码本塞进孩子的尿布里，登上了北上的轮船。敌人突然搜捕，危急时刻，他们迅速作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一家三口抱在一起，毅然跳入波涛滚滚的大海……

这不是影视剧里的片段，却比电影还要惊险、感人。这是1946年，发生在渤海海域上的真实一幕。而主人公就是献县籍烈士钟琪（原名陈贯忠），和他的妻子董健民。

这段往事曾见诸报端，但关于主人公钟琪却鲜有记载。沧州日报“帮烈士寻亲”公益行动的志愿者通过寻访，终于联系上了钟琪的堂弟陈起忠。

那些游走在刀尖和悬崖之上的人，那些用生命捍卫党的机密的人，值得永远铭记。

众文友为烈士找家

1946年10月，渤海湾。

水天一色，寂静如蓝。阳光洒在海面上，银亮亮的波光像是跳动的音符。一艘大船缓缓驶来，大船身后，浪花翻滚。这是一艘开往大连的客轮，即将驶入渤海湾。

船上，年轻的母亲从丈夫手中接过孩子，用手点着玻璃窗，一遍一遍小声教着，“大海，海鸥……”突然一声巨响，轮船剧烈颠簸起来，玻璃窗被击碎，海水猛烈地冲进船舱，船上顿时乱作一团。惊魂未定间，一小股国民党士兵气势汹汹地上了船，叫嚣着：“有没有共产党？！”所有的乘客都被赶到甲板上，挨个搜查。

她向他点一点头，多年夫妻搭档，他们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下一刻，夫妇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和儿子抱在一起，纵身跳入大海。

……

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而他们用生命点燃的光明未来，如今已经实现。70多年后的今天，这段红色往事依然让人动容，让人肃然起敬。而他们的故事也在网络上不断传播，感动了万千网友。其中，也包括沧州日报“帮烈士寻亲”公益行动的志愿者。

故事里介绍，董健民，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今属天津市）。1939年春，16岁的董健民在她的叔父、中共地下党员董秋斯的引导下，与两个姐姐一起南下，辗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1940年，她们姐妹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钟琪，祖籍河北省献县。“七七事变”后，全家逃难到西安，后来参加了耀县“抗日游击队训练班”。

钟琪是谁？这是他的真实姓名吗？他的家人还在吗？

循着寥寥线索，志愿者试图找到钟琪的相关信息。

首先，就是烈士的家乡献县。寻亲志愿者将故事发给了献县作家宋灵慧，在她的帮助下，钟琪和妻子舍生保护密件的故事在献县文友圈里不断发酵。

宋灵慧说，这个圈子虽然人不多，但他们对献县的历史、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大家分别从姓氏、村志等方面着手，抽丝剥茧般地查找着线索。

因为公开的信息有限，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了钟琪的姓氏“钟”上面，找到了钟姓聚集的郭庄镇钟尧京村。走访后发现不是，便很快排除。

志愿者正准备与县党史办对接，另一边，文友们也很快传来了消息——钟琪，原名陈贯忠，老家是淮镇李家洼村，他的堂弟还健在，当地一位文史爱好者曾撰写过这位烈士的故事。

好消息传来，一段英雄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还原钟琪真实身份

写过钟琪烈士的，是淮镇镇政府工作人员、50岁的赵志忠。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献县文史研究。

2017年7月，淮镇民政所所长常强在李家洼村下乡过程中，得知钟琪、董健民夫妇的故事，便找到了赵志忠，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宣传一下烈士的事迹。一同拿来的，还有两张黑白照片，和一份名为《壮志虽未酬 英名照后人》的资料汇编，资料是由姜立贤采访撰写，1982年12月刊发的。常强还告诉赵志忠，钟琪的堂弟陈起忠还健在。

看着手中的照片和资料，赵志忠被钟琪、董健民夫妇的故事深深打动，他打算搜集史料，撰写文章，还原烈士的故事。

赵志忠说，钟琪，原名陈贯忠，1921年出生，祖籍献县淮镇李家洼村，后来寄居山西省太原市，1928年入读太原正太铁路扶轮小学，1934年在太原三晋中学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家逃难到西安，钟琪参加了耀县“抗日游击队训练班”，后来，他说服母亲，和两个青年来到了延安。1938年，年仅17岁的钟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了专业训练，更是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可泄露党的机密”的纪律，深深植入脑海。

钟琪先后在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工作。

“根据查到的资料，钟琪业务上刻苦钻研，为人谦虚诚恳，经常把组织上发的生活用品和津贴分给有困难的同志。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钟琪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被同志们评为积极分子，受到组织的奖励。”赵志忠说。

在机要科，钟琪认识了董健民。工作中，二人互生情愫。1942年底，这对革命伴侣在延安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作出了争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军东北。钟琪和董健民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作。

1946年，他们带着党的密件，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告别延安，化装乘船由海路经大连赴东北。同船的人中，除了有护送的交通员，还有六七名一起从延安出发的同志。

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孩子也被弹片击伤。接着，国民党军警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钟琪和董健民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速作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贴在胸前，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紧搂在怀中，然后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毅然跳进了大海……牺牲时，钟琪25岁，董健民23岁，他们的儿子刚满两岁。

后来，同行的一位同志侥幸脱险，钟琪和董健民的英雄事迹才被人知晓。

赵志忠说，钟琪、董健民一家遇难的消息传到了山东省委和华东社会部，然后电报发至延安，大家都为钟琪、董健民的壮烈牺牲而痛惜。1947年初，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革命队伍准备撤离时，中央专门为两位烈士举行了简朴庄重的追悼会。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的特殊性，党组织未能和钟琪、董健民的亲人取得联系，也没发烈士证书。1981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等人证明：钟琪、董健民两同志确系中共党员，他们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带着密码本，抱着稚童，英勇跳海牺牲，追认为烈士。” 赵志忠说。

盼为烈士树碑立传

得知钟琪的亲人还健在，寻亲志愿者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淮镇李家洼村，见到了钟琪烈士的堂弟、85岁的陈起忠。

“钟琪，原名陈贯忠，是俺大伯家的哥哥。大伯家有4个闺女、两个儿子，他排行老二。”老人说。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陈起忠的父亲和大伯十几岁就一起出去打工了。他们来到山西太原，给地主家打杂、扛活，年纪稍大些后，二人在当地铁路部门找到了工作，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后来，陈起忠的大伯留在了太原生活，而他父亲则回到了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伯一家逃难到西安，也是在这个时候，钟琪接受了红色思想的洗礼，加入革命队伍。而他的家人则继续南下。

“那些年，我们家和大伯家断了联系，后来，大伯和大婶相继去世，家人便把二老的骨灰带回了老家埋葬。那时，我得知二哥陈贯忠参加了革命。”

老人回忆，1945年左右，钟琪夫妇曾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探望亲友。

“哥哥一家三口是由交通员护送回来的，回来时牵着一头毛驴。其间，他还独自去了一趟河间。哥哥不让我们过问太多，还说为了工作，他改名为‘钟琪’。离别时，家里人舍不得他们，一个劲儿挽留，但他们还是走了。临走时，留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一张是钟琪的半身像。”正是这两张珍贵的照片，为日后证明钟琪的烈士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不曾想，这一别竟是永远。直到1983年，陈起忠接到了来自北京的民政部门的电话，一家人才得知钟琪夫妇连同两岁的孩子都已经牺牲了。

同年，陈起忠带着哥哥曾留下的照片去北京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会后，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份《壮志虽未酬 英名照后人》的资料，上面详细记载了夫妻二人的生平和牺牲经过。

那一刻，陈起忠掩面痛哭。

后来的几年，他多次来到当地民政部门。因为陈起忠发现，无论是县志还是烈士英名录上，都没有记载钟琪的名字。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为哥哥树碑立传，让人们知道，在李家洼村、在献县有一位让人钦佩的烈士，他用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

有人告诉陈起忠，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无名的丰碑——党的情报和侦察保卫战线英烈事迹展览”展厅内，陈列着钟琪、董健民烈士的事迹、照片和油画。他一直想去看看。

陈起忠望向渤海方向，耳边响起了那句全国人民的心声：这盛世，已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