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青铜器，大家第一个会想起哪件文物呢？是司母戊大方鼎？还是四羊方尊？其实，在沧州博物馆二楼历史展厅中，同样展出着一件商代的青铜器——素面爵。此爵长宽流，翘短尾，深腹素面，下有三棱锥状底足，腹部一侧有把手，两个菌状的爵柱驻于流的根部，虽历经3000余年历史，沧桑而厚重之感不减。

爵是酒器，也是商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在祭祀鬼神的礼器中，商代最重“爵”“觚”这两种酒器。虽然因为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青铜器类型、数量均有不同，但只要有青铜器，大多有爵。以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为例，我们从中仅出土三件青铜器：鼎、爵、觚。鼎是食器，爵与觚均为酒器。爵的重要性和“殷人重酒”的祭祀特点可见一斑。

商朝青铜爵盛行，而自西周成王后便逐渐消失，后世虽然仍有制作，但大多属于仿古之作。这是什么原因呢？古籍记载，“殷商亡于酗酒”。《尚书·微子》记微子语曰“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记殷太师语则说“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大盂鼎》铭曰“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服越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也正是吸取殷商亡国的教训，后继的周朝制定的中国第一部禁酒令——《酒诰》云，“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通过考古挖掘，我们可以看出，周朝时期，祭祀礼器以“鼎”“簋”为主，后人总结这种变化为“殷人重酒，周人重食”。

青铜爵实物到了汉代已十分罕见，但东周以来的文献典籍，却常常说当时以爵饮酒，如《礼仪》在七八个篇章中反复说饮酒用爵，《礼记》《左传》等也屡言用爵饮酒，即使秦汉文献中也不乏其例。这是什么原因呢？《十三经注疏》郑玄注曰，“然则饮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总称为爵”。《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在这里，商代的爵、觚等酒器已经变成酒器容量单位。《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以看出，在祭祀之时身份地位越高的人，所拿酒器越小，喝的越少，充分彰显“以小为贵”的周礼。至此青铜爵已从过去的具体、实在的酒器，变为一种酒器总称，一种计量单位，正所谓“名虽存而实已亡”。

商人因酒而亡国，周人作礼而避之。任丘人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甚至对五种酒器进行了声训拓展，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颇引人深思：爵，尽也，足也。觚，寡也，饮当寡少。觯，适也，饮当自适也。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

春节将近，亲朋聚会难免多喝两杯，希望大家学古追贤，“金樽对月需适量，莫学殷人有前辙”。 吕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