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英 杨静然
◆ 兴修会馆 惠及学子
北京兴修会馆，始于明朝早期，到了清代更为盛行。最早的会馆，称为“试馆”，原本是为了接济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学子，方便他们短期住宿、互帮互助，所以称为“会馆”。
这些学子，大多囊中羞涩，在京的故里乡绅或者京官就主动捐资、置地建房，免费供学子们居住。后来，会馆又逐渐成为同乡官员士人定期聚会、联络乡谊的场所。据统计，至清朝末年，全国各地在京城设立的会馆一度达550余座，宣武、崇文区一带，各省市的会馆云集，蔚成一景。
直隶省因为邻近京城的缘故，一直少有会馆设立。顺治年间，曾有直隶省在京人士选定区域建立了一间会馆，可时间一长，就因为失于管理而废弃了。
乾隆年间，京城有位叫舒成龙的官员，是河间府任丘县人。他的祖父曾在会馆居住，后来会馆破旧荒废，想将其修好，但一直未能如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舒成龙想到祖父的遗愿，于是，带头捐献白银千两，购买了一座旧宅，作为“河间会馆”。
为了把会馆建得像模像样，舒成龙亲自督促施工。钱不够，他就各方筹措。最终，一个包含厅堂2间、房屋72间、杂舍35间的河间会馆修建而成，房屋多达110间。
会馆内白土刷墙、红粉装饰，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凉亭，购置了各种厨灶器具。如此规模的会馆，既能接济来京赶考的河间学子，也给河间籍文人墨客在京欢聚宴饮提供了一个好场所。
会馆建起来容易，但日后的经营管理是个问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春，舒成龙从山西雁平道卸任归京，来到河间会馆，发现房屋已经有些破旧，有的房间破裂倒塌，屋内器具也被损坏。看着自己亲手建成的同乡会馆破旧不堪，他喟然叹息，立志修缮，但因为有其他事没能立刻实行。
两年后，朝廷开科取士，各地学子即将来京考试，河间会馆又要派上用场了。舒成龙又起了修缮的念头，可盘点一下会馆的家底，实在有些惨淡。无奈之下，他不得不从当铺预支了房租，又借贷了千两白银，带病来到了会馆，然后召集工匠、准备材料，补造器具、增建房屋，糊裱油饰、日夜赶工，终于使会馆内外焕然一新。
之所以如此加紧修缮，是因为舒成龙生怕因为食宿不周，耽误了河间府的士子们进京赶考。
会馆修好后，7月份，河间府士子进京，仅住进会馆的就有300余人。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士子不能住宿于此。于是，舒成龙又在附近购置了一间房舍，加以改造，建成会所，对河间府来京的人开放。如果赶上科举，应试者优先入住。
◆ 学子感念 名流支持
从此之后，河间的学子到访京城便有了安身之所，可以直接入住河间会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河间府的200多位士子举人们感念于舒成龙“敦笃乡谊、不忘桑梓”的美意，特地刻碑立石，感谢他对河间士子的奉献。
碑记资料表明，舒成龙的“会馆工程”曾得到河间府众多名人的鼎力支持。这其中，戈涛、边继祖、纪晓岚、李中简，还有戈涛的弟弟戈济，其才气都在京城名闻一时。
会馆建立之初，没有固定的管理者，由河间府在京任职的官员轮流管理，称为“值年”。但是，担任“值年”的官员往往因公务繁忙，顾不上会馆的管理。于是，舒成龙与几位同乡好友商量，请一位专职“馆长”常住馆中，执掌馆务，名为“值客”。
从账目收支、房租到年度修缮、勘估物料，日常事务由“值客”管理，“值年”仅负责审核，修缮等大事仍由舒成龙酌情定夺。会馆还设立“登名簿”，对往来会馆住宿的河间府同乡，逐一进行记录。
边继祖、纪晓岚、李中简等人亲自拟订了《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对会馆运行、住客管理均定出详细规章，以为后人遵守。
《规条》指出：会馆原为参加乡试、会试的贫寒士人以及在京等候官职的候补、候选官员而设。京官入住馆内，不得常住在此，更不得携带家眷入住。如果赶上乡试、会试，所有入住的候补官员都应移出会馆，让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优先住宿。
此外，《规条》还对在乡试、会试中取得功名、官职的人规定出不同的捐款数额，以接济同乡贫寒之士或遇有突发事故作接济之用。
北京虽然会馆众多，但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今的会馆规章已经不多，这份《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及《河间会馆值年值客规条》出自《北京市会馆档案史料》，是研究会馆文化的重要档案。
◆ 古瀛会馆 旧址寻踪
那么，河间会馆的旧址在哪里呢？
在科举时代，会馆曾为河间同乡送往迎来、节日聚欢乃至于商量善事义举的知名之地。但在科举停办后，逐渐成为杂居之所，与河间也失去了联系。然而，最近几年来自北京市的会馆资料，提供了关于河间会馆的一些零碎线索。
在北京原宣武区菜市口东面，有个骡马市大街，明清时期是兴盛一时的骡马交易市场。骡马市大街以南，有很多始建于明代的老胡同，胡同里曾云集着全国各地的“驻京会馆”。在这些胡同中，有一条南北向西偏斜的胡同，名为果子巷。明清时期，这条小巷的南北段有很多售卖干鲜果品的店铺，所以称为果子巷，当年的河间会馆就在这条小巷里，又称为古瀛会馆。
明清时期，北京城区划分为“五城”，即：“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每城下辖若干个“坊”，河间会馆即位于南城的“日南坊”。有资料显示，河间会馆的具体位置在果子巷69号。也有资料称河间会馆在果子巷77号，曾作为北京宣武区房管局办公地点。这些线索，还需要进一步访查、考证，方能确认。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宣武区政府对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进行盘点测量，出版了《宣南鸿雪图志》，其中也记载说果子巷有古瀛会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里《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各郡县馆房地产清册》（1951年）中记载：“古瀛郡馆 宣外驴驹胡同六号 市亩 3.263 共楼房瓦灰房三十五间 同乡分住无租 古瀛郡馆 琉璃厂二四八号 武学书店租用 仅有地皮权”。说明到此时，河间会馆仍保存了多个院落。
驴驹胡同是一条很短的胡同，在地图上如同“对勾”一样，北口与果子巷延续，这条小巷好似一段烟筒的拐脖子，北南段与东西段合并不足百米，北南段叫果子巷，拐角向西叫驴驹胡同。前述记载的河间会馆门牌编号，出现了“驴驹胡同”与“果子巷”两个版本，可能是因为南北方位不同造成的。
遥想京城当年，纪晓岚、戈涛等人在河间会馆，不时小聚、共叙乡情。
明清时代，河间府的读书人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或许觉得举目无亲、事事难办，甚至吃不起饭、住不起店。但在河间会馆，各位同乡找到难得的熟悉住所，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油然而生。悠悠数百年，不知多少贫寒的读书人因为河间会馆提供吃住，才度过艰难之日。
河间会馆甚至成为河间士人一个重要的对外联谊平台。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曾国藩曾移居果子巷居住。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曾专门拜访河间府肃宁人苗仙露，称苗“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并对河间“君子砖”产生浓厚兴趣，很可能就是他在果子巷居住期间，通过河间会馆与众多河间府名士成为好友的。
如今，北京的数百家会馆大部分已消逝于历史的云烟里，河间会馆的遗址也渐渐鲜为人知。只是，那一段河间府才子们重诚守义、积德累善的故事，永远值得人们赞叹、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