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区黄河路北侧的运河堤顶路边，一座颇具年代感的二层建筑十分引人注目。这里，就是始建于1898年、后由沧州市人民政府标注的博施医院旧址。如今，这座小楼已建成家庭博物馆，讲述着大运河畔百年来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博施医院，孕育见证着沧州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又好似一台时光穿梭机，透过它，人们看到了百年前沧州城的模样，看到了大运河的历史风貌。
随着对博施医院的深入研究，博施博物馆馆主于龙华发现，沧州早期的几位共产党员曾在医院附近的旅馆召开过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解放战争时期，博施医院曾是救治解放军伤员的主要基地；医院创办的乐善园小学曾广泛传播红色思想……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也为博施医院增添了一笔厚重的红色印记。
几年来，于龙华多番查阅历史，寻找知情人，为博施医院丰富了肌理和血肉，让这段埋藏在历史深处的红色往事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博施客栈里的“秘密会议”
博施博物馆展厅内，上百张黑白影像立于墙面，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着这里曾发生的一切。
1892、1894年，时任天津马大夫医院院长的英国医生路博施乘船沿大运河来沧州义诊。他因过度操劳，不幸英年早逝。路博施的家人为了纪念他在沧州的医疗善举，捐款修建了博施医院，1898年建成开业，占地40余亩，位置就在沧州大运河畔的南关口。后经焚毁后，1901年，路博施家族再次捐资重建，扩大至70亩。1903年，在英国人潘尔德和牧大卫的努力下，重建的博施医院于2月16日重新开业应诊。工作期间，潘尔德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照片，并多次写信寄给英国的父亲。潘尔德去世后，他的父亲特意把这些照片和信件整理成一本书——《沧州好医生》。
100多年后，时任市中心医院宣传策划部主任的陈秀春在考证医院历史的过程中，意外收获了这部书，并将它翻译成中文版《英国医生与沧州博施医院》。这部书，为了解沧州的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多番阅读后，于龙华发现，书中在1931年博施医院年度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医院门口外有一个医院客栈（交给私人经营），那些患病不严重的人来医院换药或治疗时选择暂住，还有一些患者亲属也选择住在这里……为使住客感觉舒适，医院决定对客栈进行大范围整修，包括一些房间全部重建。因多数的泥砖墙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有的房屋已成危房，必须推倒重建。”
1932年，客栈整体重修一新。院长霍华德莱特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到：“客栈现在看起来很漂亮，我希望至少再保持三四十年，大范围的修补工作给我们的财政方面造成很大的赤字，已经花了一千五百美元……”
在1933年的年度报告中，霍华德莱特院长又写到：“夏初的时候，医院的一个洗衣工和女病房的一个服务员，他们两人自愿经营这个客栈，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完全接管并将它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管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它租出去。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他们两人为医院经营客栈的申请，同时高兴地看到以前的承租人在六月底的时候搬走了。从那时起，客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管理下，客栈经营比以前好多了……”
那么，在博施医院的这间客栈，后来发生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记载：“1935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交通员张远辰（又名张国泰，唐山人）来沧州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恢复中共津南特委。经过张玉珍的周密筹备，在沧县博施医院附近的客店里召开了恢复中共津南特委会议。李学先任书记，邸玉栋任组织委员，贾振声任宣传委员，委员有张远辰、马振华、张玉珍，后又增补胡林晓为特委交通。会议总结讨论了庆云马颊河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沧州的总的工作重点是：长期深入地艰苦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提出了‘反蒋抗日’‘抗捐抗税’‘借粮救灾’等行动口号，并决定将乐陵县委改为乐陵中心县委，贾振声任书记。为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共产党员马振华化名李泽民，顾不上照顾双目失明的父亲和4个年幼的孩子，以卖笔墨纸砚的‘串书馆’先生和卖油郎的身份为掩护，活动在沧州东部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到10月份，先后恢复建立了盐山县委、庆云县委。盐山县委，贾振声、马振华先后兼任书记；庆云县委，胡林晓任书记。中共津南特委及盐山、庆云等县（中心）委的恢复建立，标志着沧州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早期为沧州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有名的革命先驱，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是1934年，沧州发生了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马颊河农民暴动。运动遭镇压失败后，刘格平、胡恒熙等17名党团员被捕。当时的沧州革命处于低潮中，中共津南特委及盐山、庆云等县（中心）委的恢复建立，标志着沧州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于龙华说，这次会议总结了农民运动失败的教训，为迷茫的共产党员们指明了方向。这无疑也是博施医院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博施医院绽放出红色的光彩。
●医院为抢救伤员作出卓越贡献
对于这段往事，于龙华也曾心生疑虑——召开会议的博施医院附近的客店，一定就是医院经营的那间客栈吗？
在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卫星图前，于龙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博施医院距离沧州城较远，附近又是大片的庄稼地，在这里选址召开会议，对于很多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安全的。它的教会、英国背景也为大家提供了掩护。”
事实上，博施医院的确发挥了“博施仁爱”的作用，在战争年代，演绎了一幕幕传奇的故事。
于龙华在文献中发现，早期革命人士、湖畔诗人潘漠华，在“九一八事变”后，化名潘模和，转移到沧州省立二中任教职，直到年底。在此期间，为躲避敌人的搜查，潘漠华利用博施医院的英国背景，秘密地在医院内印制抗日宣传标语和传单……
博施医院的年度报告中也有记载：“1937年9月25日，日本军队占领沧州，一天一夜24小时，中国军队全部撤退。之前大量难民涌进医院大院，医院成了避难所……到了晚上几百难民又蜂拥而至……最高峰时大约有1500多人。一直到战争结束，仍有140名妇女和女孩在医院内避难，有40名已经在医院内的学校居住……27日，日本军队尝试进入医院……此时医院里还有中国军队受伤的一个军官和八个士兵在救治！好在日本人没进到博施里来！”
博施医院院长梅介福到沧州后，有一次日本军队来医院，他第一时间与日本士兵交涉、周旋，不为强权所迫。
在解放战争时期，博施医院成为救治解放军伤员的主要基地。1947年6月12日夜，解放军攻打沧州城，博施医院作为当时最大的医院，保障战时医疗救护。
在梅介福的家信中，也可以窥见当年的情况。
1947年6月12日，解放军攻打沧州城。时任博施院长的梅介福给家人的信中记述：“我们把手术室里本来固定的手术床安上小轮，当战斗打响了，我们可以把手术床四处移动，躲避战火，以适应战时救护……攻城还在继续，现在许多伤病员像潮水一样涌进医院……”
“共产党新政府已看到这个医院的重要性！沧州周围虽有一些医院，但沧州博施医院在这里是最大的，只有这个医院才能保障战时医疗救护……在紧急时候，梅介福一夜都在手术室做手术，当照明用的汽灯坏了不能使用时，梅介福就依靠油灯或点起火把照明继续做手术!”
他又写到：“自从解放军解放了沧州城，原来在医院上班的中国员工陆续回医院工作。此时天津仍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但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困，周围不时发生战斗，沧州也不断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沧州医院抽出许多救护人员和后勤人员支援前线。”
●乐善园小学播撒革命的火种
博施医院、大运河、乐善园小学……随着博施医院研究的不断深入，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接踵而至，在沧州一中的校史资料里，于龙华又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几位校友都曾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乐善园小学，并在这里接受过红色思想的洗礼。”于龙华说。
曾在乐善园小学上学的戴其萼老人，在文章中回忆：“1931年10月底，在以省立沧县二中（沧州市第一中学）为代表的进步学生的影响下，沧县各界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大家的强烈要求，在城隍庙西广场召开了第一次抗日救亡市民大会，我对这次会印象很深，当时上台讲演的有二中学生杨钦、王耀臣、刘义松以及乐善园小学校长高梦鹤、回民小学校长马毅夫。大家慷慨陈词，不少市民也激动地上台讲演，呼吁抗日救国。会后组织了游行示威，乐善园小学的学生在排头，通过小南门，沿顺城街走到福吉庆大商店门前，一路高呼‘禁止贩卖日货’等口号。同时以二中学生为主，乐善园小学等参加，监察了沧县城里各商店的日货……同时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力量，沧县成立了学联，乐善园小学的代表是孙洪波，二中代表是杨钦。”在文中，他还提到了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
无独有偶，何启君也在回忆文章里提到了相似的内容。他是沧县黄递铺人，1932年在沧县乐善园小学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沧县二中（现沧州一中）组织学生运动，1936年夏天入党，旋即以就学之名前往北平，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春，受命在沧县一带发展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旋即被派往延安。1949年任天津市教育局长。1960年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1998年去世。
他们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乐善园小学，正是由博施医院出资创办的，校址就在博施医院的西北侧。
于龙华说，二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曾在乐善园小学教书。张德让介绍何启君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他们才知道，张德让曾任中共沧县（城里）县委书记。
时光流转，一百多年后。
博施医院旧址已经变成博施博物馆，身处这座古朴的建筑，仍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感。馆内，墙上一幅幅珍贵的照片，记录着医院的发展史，也记录着大运河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岁月深深，但掩盖不住这栋老建筑的红色印记，红色基因在百年博施的血脉中根植流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呼吸、共命运。
博施博物馆外，运河水静静流淌，老百姓逛街散步，喜乐安然。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在博施医院、乐善园小学里秘密传播红色思想的革命先烈，期待的就是这样的盛世安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