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尹 超

38岁的朵大伟是一名交警，生活中，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泊头黑旗高跷艺人。

朵大伟是泊头市寺西街人，2019年被认定为黑旗高跷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年申报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琢磨高跷，义务传授高跷。对朵大伟来说，黑旗高跷，不仅是陪伴他成长的娱乐活动，更是他愿意花毕生精力去呵护、传承的事业。

黑旗高跷是泊头市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相比普通高跷，它的腿子更高、节奏更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在回族中传承。它的表演形式幽默风趣，内容丰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每到传统节日或大型庆典活动，都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接 棒

儿时的朵大伟，一到春节，就会追着去看有爷爷、姥爷参加的黑旗高跷演出，后来也跟着学习。小小年纪的他，在学习高跷过程中，把人物角色特点、故事历史背景等都摸清楚了。12岁登台表演。2016年父亲去世后，他接过了传承的旗帜。

泊头黑旗高跷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泊头是船舶停靠的码头，那时，每到运河封冻后，就有很多船只停泊在码头。留下来的守船工，每天想着法子打发时间，黑旗高跷就是从他们自娱自乐的活动中逐步演化而来的。

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出时不时被迫中断。直到1984年，黑旗高跷队才重新组建起来，取名“同乐会”。上一任“会头”是朵大伟的父亲朵文政。

黑旗高跷为文跷，表演者均为男性，腿子高1.7米，在1.2米处安脚踏板，比一般高跷都要高。“我们通常在春节前一两个月开始排练。每年冬季苦练数月后，才能上街表演。”朵大伟说。正月十三下午高跷队“踩街”，围着县城里的街道踩高跷；正月十四“拜会”，就是踩着高跷去拜访那些对高跷队有帮助的单位或人员；元宵节期间，要在热闹的大街小巷跑上两整天……

“高跷队现有成员32人，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挺松散、不盈利，大家都是凭着爱好，利用业余时间来练习、表演，不能确保人员的长期固定，很可能会因工作、生活等原因造成缺员。所以，为了保证演出顺利，常要预备候补成员。”朵大伟说。

磨 练

黑旗高跷也有“剧本”，内容是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18个演员对应18个梁山好汉，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殊动作，就像梁山好汉都有自己的“绝招”一样。

朵大伟自幼跟着父亲学习高跷，深知其中艰辛。

“在练习中摔倒是常事。”朵大伟说。高跷是把演员们的腿绑在木制的腿子上进行舞蹈表演。只要绑上腿子走动，就得承受“磨练”，脚面和小腿两侧经常磨出血泡，“我们都随身带着纱布、创可贴，磨破了就贴上纱布继续练。”朵大伟表示，对演员来说，戏大过天。

在高跷表演过程中，18个演员双双为伍、两两成对，角色有棒头和卖豆的、老座子和樵夫、白杆和公子、青杆和渔翁、刘二哥和刘二姐等。朵大伟曾扮演刘二哥、刘二姐、白杆等角色。

黑旗高跷采用的是慢步入场和出场。踩慢步是吃功夫的活儿，步点儿要准确地踩到鼓点儿上，乱了节奏的话，不仅影响效果，还容易摔倒。当初，朵大伟练习踩慢步时，没少挨摔。

黑旗高跷的快步比其他高跷快。按行家说法儿，它的鼓点比其他高跷“多一番”。

发 展

闲暇时间，朵大伟也会义务授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黑旗高跷只在回族中传承。但为了更好地把这门技艺传下去，朵大伟决定打破这种限制。

他广收学员、义务授课。如今，高跷队里年龄最大的成员65岁，最小的13岁。卸下行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平时，大家各自为生活忙碌，每到年底，都会抽时间聚在一起排练，有时候在朵大伟家，有时候在附近的小广场。表演的行头都是大家自己凑钱买的。这次缺几套衣服，我买；下次缺化妆品，他买。高跷队成员像一家人一样，默契又和谐。

“高跷其实不难学。”朵大伟有个小学员，刚来时，绑上腿子需要人扶着才敢走，学习过程中，小学员逐渐熟练起来，从开始的胆战心惊到现在的收放自如。在磨练中坚强，在坚强中坚持。

2019年9月，高跷队受邀参加沧州市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泊头分会场展演，受到一致好评；同年11月，朵大伟被认定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年申报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0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技频道《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对黑旗高跷进行了采访报道……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黑旗高跷虽然世代相袭，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阶段性停演，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已失传很多。如黑旗高跷的演出套路中，“棒头”是36套棒，如今人们只会18套；过去，高跷队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段唱词，现在大多已经遗失……

“黑旗高跷表演内容的遗失，让人惋惜。挖掘整理和丰富高跷内容，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朵大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