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一个怀念屈原、赓续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的节日。恰逢今年是范仲淹离世970年，二位圣贤都是于农历五月去世的，又都在洞庭湖留下过千古名篇，故思绪回溯，作文以纪念。

古有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在这里，屈子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越千年，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出身高贵，以身殉国，端午纪念，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鼻祖；一个出身贫困，死而后已，孔庙从祀，成为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求索精神和家国情怀为世代文人志士所推崇。

屈原抱石投江历来有各种传说，原因也多有争论。亡国之痛应该是主要原因，但与他出身高贵、卓尔不群、追求完美的个性，大约也有一定关系。他才华超凡，入仕甚早，又有政治远见和判断力，在事关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都是判断正确的一方。可是他品性高洁，极度自尊，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不懂得收敛锋芒，以“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姿态行走于官场之中，被人诬陷排挤流放就成了必然。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多愁善感，悲天悯人。所以，当秦国攻破郢都的时候，他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无法实现的“美政”理想，又找不到其他精神寄托。此时的他，正如范仲淹所说：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于是“宁葬鱼腹，不染尘埃”，投江沉沙便是这颗圣洁灵魂的唯一归宿了。

范仲淹一生三次沉浮，不坠青云之志，应该与他早年家贫、历尽坎坷不无关系。他一生只弹一首曲子《履霜曲》，人称范履霜。他的幼年与《履霜曲》的作者伯奇很相似，两岁丧父，母亲贫困无依，改嫁朱姓，所以改名朱说。也就有了后来“划粥割齑”的成语和5年苦读不解衣的典故。

据说范文正公写《岳阳楼记》是没有到岳阳楼的，受滕子京之托，把想象中的岳阳楼写得气象万千，想象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伟大的诗人都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高手。其实没有滕子京所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也会出现在其他诗篇当中。范公借岳阳楼抒发报国之志，也成就了岳阳楼名扬天下。

范仲淹的清廉忍穷、孤傲和寡、直言进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在其作品中多有流露：“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出身和成长经历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轨迹，也许在逆商方面范公的抗打击和情绪自修复能力更强些吧，在履职的每一个岗位都能有所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足以说明范仲淹乐观豁达，已至“宠辱偕忘”的境界。元好问说得好：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为宗臣，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在任何岗位都可以发光发热、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我们当今社会更应追求推崇的。这与孔子给周易所写《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亦是异曲同工。

圣贤千年人传颂，精神不死家国兴。时空转换，对话先贤，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

洞庭红霞白鹭追，

履霜一曲不己悲。

端午酒醒沉沙港，

高节屈子梦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