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先后刊登了为献县单桥捐资的沙洼村张有禧墓碑出土的消息。而在历史上，这位张有禧还曾“倡捐”，与村人张宇等共同募建了本村村边的子牙河桥，就是沙洼桥。
我一直追寻湮没已久的京泊商道，猜测沙洼桥可能正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
难忘：少年记忆中的“京泊商道”
1963年暑假，我步行去沧县高川乡前华村探望亲人。路过齐桥时，注意到村东桥头的草丛里有一方石碣，模糊的字迹大概是说“由淮镇以达京师”。到达地点后，我就去请教大舅。大舅是知识分子，他说齐桥那条路确实是从泊头经由河间通往北京的商道，而不是“官道”。老年间那条道上人来车往，后来，沧县、泊镇通了铁路，这条道就冷清了。
后来，翻阅原交河县地名办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虽然里面说明嘉靖时“当地齐东溪‘捐己赀，募善士’，修桥于村南白河上，以便行人、客商、差役经由淮镇北达京师，逾泊镇下通南京”，同时泊淮路也正从齐桥穿村而过，但淮镇以北走哪条路去北京始终让人存疑。
带着心里的疑问，这条“京泊商道”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
勾勒：故纸堆里的“京泊商道”
近些年客居北京，我常去国家图书馆翻阅古籍。当读到《畿辅通志》里一段文字后，突然豁然开朗。
当年，献县县令明晟撰写的《重修边马桥记略》写到：献当深冀，滹沱漳滏汇焉，水陆交冲，舆马络纬相属，其资桥梁以利涉旧矣。惟邑东北三十里村落边马，向有桥数十柱，下通泊镇接山左，上经河间达京师，制久阙如百年于兹也。余始倡诸工，时即及之，顾力犹未暇。去年冬，邑人王君澄久慨然肩其事，乞余言谂于众，余嘉其志而乐成之。越数月告竣工……
“下通泊镇接山左，上经河间达京师”，与齐桥的“由淮镇北达京师，逾泊镇下通南京”的描述十分相似。可以想象，从北京出发的商人，过了河间府以后，先后经过边马桥、齐桥，到达泊镇，再在码头上乘船沿运河南下。
那么，从河间到泊头，除了边马桥所在的子牙河、齐桥所在的白河，沿途横跨的滹沱别河、老盐河、清凉江呢？
民国《献县志》记载：“大慈桥，在县东五十里，淮镇，滹沱故渎所经也。明隆庆五年建，郎中唐世隆有记。万历十年圮，知县张汝蕴重修。民国七年圮，村人王庆桢、王耘礼募修，改木桩为石桩，有生员吴岚碑记。”
唐世隆的《创建大慈桥记》写得很详细，淮镇“当滹沱顺流之冲，舟楫连橹，直抵天津以合于会通河，陆为畿省孔道，转折河间。循至京师。商贾交驰，固四通五达之衢也。顾河梗堑南北，时值夏秋，水势湍急，舣舟待渡，人人自危。加以篙师悍黠，横索雇值，莫敢谁何。旅人患之，虽居民亦往往称不便。”于是在县令提议下，镇人集资，一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桥。随后，两次塌坏又都重修。虽然记中没有提到通往泊镇，但淮镇恰好地处边马桥与齐桥中间，两地之间往来必然经过淮镇。
从淮镇桥跨过滹沱别河向东南方向十几里，就是老盐河两岸的7个鲁道村了。民国《交河县志》里，老盐河还叫作清河（即清漳河），当时这里有石桥鲁道桥和大鲁道东北的月阳桥。
至于齐桥与泊镇之间的清凉江，过去称为古漳河，后来也叫过洚河。按民国《交河县志》的记载，在三岔河和文家庙两桥之间有座小营桥在村南，再参考县志图示，这个小营就是如今的小园村。
在这一长串桥的名字里，我们还没有说到沙洼桥。
沙洼村在边马村下游不过四五里远，民国《献县志》介绍说：边马桥……清雍正十三年知县明晟募建。光绪年圮，村人募修。沙洼桥……清康熙二十九年村人张有禧倡捐，张宇等募建。
这样看，沙洼桥似乎建在边马桥之前，但明晟《重修边马桥记略》题目明说“重修”，文中更提到“惟邑东北三十里村落边马，向有桥数十柱，下通泊镇接山左，上经河间达京师，制久阙如百年于兹也。”可见边马桥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
再说齐桥。民国《交河县志》有一段于景撰写的碑记：交河东北五十里，有古建城。城中有路，北由淮镇以达京师，南由泊镇以通南京。有河在卫河、滹沱间，每夏秋之交，卫水溃决，自西南而注东北；滹沱溃决，自东北而注西南。水势趋东，此水不趋东而趋西，故俗呼“倒流河”。其水汹涌，每虞漂溺。齐东溪目睹不忍，捐己赀，募善士，于嘉靖庚戌建桥以济往来，迄今年久木朽，时将倾覆，东溪季子钦庵志继先人，重新之，且易木为石，为久远计。其工起于二月，闰四月落成，立碣一表其始末。
这大概就是《交河县地名资料汇编》介绍齐桥文字的来源。从这段文字出发，我多方探寻，终于在齐桥齐氏家族的族谱上找到了齐东溪的名字。
老谱早已散佚，最早修桥的齐东溪，和他的小儿子齐钦庵，很多齐氏族人都茫然不知。90年代新修了《齐氏族谱》，其前言提到“建城村，后代有齐东溪（谱载齐舜乐）出资修村南之白河桥，行人称颂，遂更名为齐家桥。”原来修桥的这位齐东溪谱名“齐舜乐”，而且齐东溪父子在谱系中的记述有缺失，所以现在的齐家子孙多不记得。
不过，《齐氏族谱》序有更深入一点的说明：吾先祖舜乐公富而好善。常见有商贾行旅，自西北沙桥、淮镇一带由此赴泊镇者，每至夏秋间咸以渡河为难。舜乐公遂捐己资、购木石建桥一所，以济来往，行者便之……吾钦庵公、佳士公数次重修。
这段文字与前引碑记两相参照，可知齐桥确实是古代泊头北上商道所必经，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多次修葺。更为确凿的是，沿路西北行向“沙桥、淮镇一带”，这里的“沙桥”不是河间的沙河桥，只能是沙洼桥或边马桥。因为清初之前的这一段滹沱河是流经献县、河间的北支，即滹沱河主干；而不是流经献县、交河交界的南支，也叫沙河，到大城、静海间的东西子牙村才称为子牙河。
那到底是边马桥还是沙洼桥呢？我猜测，最早可能是边马桥，因为雍正年是“重修边马桥”，而冀中平原各河流本来就是容易决口泛滥，或许道路状况发生了变化，沙洼桥的地位就更重要一些。民国《献县志》说，张有禧，居沙洼村，沙洼旧无桥，以舟渡，有禧出赀数百金，倡众建桥渡口。復捐地百亩为经久计，往来者赖之。很显然，沙洼本来是没有桥的，只有船只摆渡，是张有禧带头捐款，又发动众筹在渡口那里修了桥。
直到两百年后的民国六年，“滹滏两河汇流交纳”后水流湍急，因为有桥，使得陆路更方便。“覆舟溺命，往往而有”，献县当局便分别在臧家桥、沙洼桥募建了两条救生缆。可见，途经沙洼桥的京泊商道直到民国初年还依然行旅不绝。
考问：现实催生出来的“京泊商道”
时光流转，人们常常提起富庄驿、新桥驿、连窝驿等水陆驿站，却鲜有人知还有这样一条“京泊商道”。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从紫禁城东华门的皇华驿向四面八方延伸出以六条干线为主的若干驿路。其中一条干线经良乡、涿州、雄县而来，先后由任丘鄚城驿、河间瀛海驿、献县乐城驿、交河富庄驿接力而出，再过阜城、景州进入山东界，在沧州境内大体上就是今天的106国道。东边的运河，由北向南有青县流河驿、乾宁驿（兴济）、砖河驿、新桥驿等。
不过，官方的驿站通常不接待私人客商，尤其是这两条重要的水陆要冲，主要用于官员出入京城。
更为重要的是，运河在明清时期的任务是输送漕粮。每年高达四百万石的漕粮要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陆续运到北京及其附近，否则就会因冰冻封河而不能回船。这个过程需要多少船呢？据李钧《转漕日记》说，河南五十三州县每年额征米、麦、豆共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七十石，需要从通州、天津、德州等十处漕帮调用三百九十三只船。
从临清到通州运送二十三万石就需要近四百条船，四百万石远自江南、湖广如何而来呢？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有漕运总督以下一整套专业班子，有各省临时抽调的押运官员，还有沿河卫所兵丁分段催促，有浅夫随时疏通河道或拉纤助力，还规定了每段路程的通行时限。所以，除了漕船回空允许带货以外，真正给民间商货留出来的空档和运力是有限的。
而在古代，从泊头以北，远非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马平川，多数是海河各支流滚来滚去的低洼地区。雍正年间编纂的《畿辅通志》里，那一带有纪家淀、托莲泊、左家庄泊等，这样的水面，浅不可行车马，深又不足通舟楫，只有一些勉强可过小船的弯曲水道。同时，正如李绂《漕行日记》所言：“津门四通水淀，汪洋数百里，芦苇深密，莫可踪迹”。
恐怕，这才是很多商人在泊头舍舟登陆，或由山东东部经南皮过泊头，取直线直奔河间府，踩出一条“京泊商道”的原因。
时至今日，泊头经由小园、齐桥、鲁道到淮镇，还有一条泊淮路。至于淮镇到河间，或许是因为一条新修的子牙新河隔断了淮镇与边马桥、沙洼的联系，但更多而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代津浦铁路取代了运河，而沧石、沧河等公路的修筑，让汽车取代了传统运输方式。“京泊商道”的泊头—河间段越来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逐渐地，这一段“京泊商道”便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