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涯，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就开始了，当然都是小人儿书，学名叫连环画。真正的读书，是在小学四年级。

自以为认了几个字，就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学校的小图书室里借来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母亲》来读。这些书天天抱着读，全凭一本《新华字典》。鲁迅先生的小说，读得懵懵懂懂，高尔基的小说就读得更困难，因为字都是繁体的，名字也记不住。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就是书中的名字只记自己认为好记的那三个字。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我只记高尔基，这样读起来就顺当多了。

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我利用课余、假期时间，陆续读了薄薄厚厚的文学书籍30多本。

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马烽的《刘胡兰传》，我为了先睹为快，就邀请他来我们家，在院子里的枣树上摘了一书包的大红枣给他。我的物质诱惑暂时打败了他的精神需求，他同意我先读一天。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阅读这部30多万字的书，中午饭也是手捧书本在读。心里有一种危机感，总怕到时读不完这本厚厚的小说。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总算把这部小说读完了。暗自高兴，眼睛却突然朦胧起来，模模糊糊看不清，脑子里都是少年英雄刘胡兰的动人故事。这也是我的读书生涯中读得最快的一本书。

高考落榜后，我非常郁闷。正无所事事、对前途迷茫的时候，村里一位中学校长找到我家，说一位女老师告了产假，想让我替她代课。我犹豫不决，父亲急得向我直瞪眼睛。校长笑着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说着，在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这是图书室的钥匙，就由我保管了。当我把那把钥匙拿在手里，没有想到这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不仅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开启了我当作家的美丽梦想。

在那间布满灰尘的图书室里，我接触到许多书，还有一捆捆过期的文学杂志。我坐在那儿，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居然不知先读哪本书好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小孩子吃东西先捡大的挑，我也是这样。杂志有《人民文学》《河北文学》《俱乐部》《晋阳文艺》等数十种。那我就捡名头大的读。于是拿起一本本《人民文学》，就读到了王蒙、刘心武、张承志……我被他们讲故事的才华倾倒，为他们的语言艺术感到震撼。没有想到的是，多少年后我的作品也会发表在《河北文学》（现更名《当代人》）杂志，以及另一家河北省级文艺刊物《俱乐部》的杂志上。

代课的时间很短暂，我又和村里人承包了300亩梨园。在梨园劳动的日子很累，每天要给梨树剪枝、浇水、施肥、打药、疏花、疏果、采摘、包装等，但再累也没有累垮我。身材单薄不到百斤的我，能扛起比我重几十斤的装满梨的荆条筐。肩膀上压出了血痕，但我咬牙坚持。

不太忙的时候，我就爬到梨树杈上，在梨香四溢的空气中，掏出随身带着的散文集读了起来。那一刻，什么苦和累，什么落榜的郁闷、前途的渺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段日子，我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还一边写作。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小说《葡萄架下》，发表在了1983年11月23日的《沧州日报》上。作品发表后，还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

有书相伴，快乐无限。有一年因腿伤不能下床，我便有了大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就让家里人在书橱里找来平常没有读或者只读了一部分就放下的中外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我想，人身体生病或者受伤都能治愈，但脑子生锈是很难打磨出来的。那段时光，我就像一只饿极了的蚊子，使劲地吸书本的血。我一边读书，一边沉下心来写作，人在床上读与写，样刊样报八方来。这些也为我的梦想之树输送了养分。

许多年过去，大量的阅读使我早已经走出小村，成为一名公务员。工作之余，依然以读书、写作为乐。每每打开一本书，就仿佛和作者谈心，和书中的人物交流。书籍是我的老师，在她的影响下，我有近千篇散文发表在《中华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人》《中国铁路文艺》《澳华文学》等国内外200余家报刊上。或获奖，或被收录各种选集。由文学大师王蒙先生题写书名的散文集出版，是我的读写生活中结出的一枚小小的果实。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读书无疑给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希望。读书，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写作依然会伴我走向灿烂的“夕阳”。王蒙先生说学习是他的骨头；我套用一下老人家的话说：读书是我的骨头。读书使我醒脑，读书让我补充精神之钙。或许有人问：读书有什么用？我说：读书可能无用，但无用之用或许就是最大的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