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家相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不断提高遗产价值挖掘阐释和传播推广水平”。沧州大运河文化遗存众多，如何更好地挖掘内涵，展现它们的独特魅力，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一个重要课题——

掀起窖藏古钱币的盖头来

“去年泊头沉船考古时，发现了部分北宋钱币和明代永乐通宝钱，两个朝代的钱币共存于一艘船上，提供了‘前朝钱币，在后代民间依然使用’的考古证据，这与一般常识不同。”沧州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刘增祥在谈及那次沉船考古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化的梳理和繁荣，离不开文化遗存的发现与挖掘，文化遗存是讲述当时历史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大运河有丰富的文化遗存，但仍有一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等待着人们去掀开神秘面纱。

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大运河畔，我市共发现了27处运河沉船点，年代从宋金至近代，有些文化遗存尚待考证。除此之外，《沧州日报》文化版编辑祁凌霄也曾对大运河畔战国货币明刀的考古、市区大运河东侧南湖公园出土明代洪武钱窖藏，提出过自己的思考。

明刀在1960年4月发现于沧县张官屯乡肖家楼村。肖家楼位于沧县、南皮交界地带，在原104国道西侧，再往西半公里就是运河。村西北有大运河向西甩出的一个弯儿，明刀就出土于此。出土的1万多枚战国明刀今藏于天津博物馆。挖掘报告详情可查阅《文物》1973年第1期，有关研究文献散见于其他资料。不过，多数研究侧重于明刀本身形制、铸造地的研究，并延及那时沧州与燕齐两国的关系、乐毅伐齐、货币战争等，黄河支流故道与大运河前身河道的关联、变迁，则鲜有涉及、研究。

对此，祁凌霄认为，明刀的挖掘资料，与本世纪初大运河东侧南湖一带出土明代沧州坑洪武记值钱币一样，遗存本身和当时文化层的情况，都是探究大运河前世今生的重要资料。然而遗憾也同样存在：一是后者文化层受到扰乱，缺乏现场出土情况的科学记录；二是学界多侧重于钱币本身的研究，对于城市和运河变迁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其实，此处明钱窖藏，恰恰紧邻南门里，明洪武时期此处是否有城池、沿城商业如何？洪武后期屡次禁止洪武记值大钱流通，此地何以出现那么多成套且未流通的洪武记值大钱？是通过什么途径运到沧州来的？什么人能储藏那么多？是因明初战争还是其他？窖藏文化层与沧州城墙文化层的位置关系、年代关系等，都与沧州地区在古代的归属和沧州城的迁移、建造、运河前身等重大历史有密切关联，在文献中正是语焉不详或自相矛盾处。

由此可见，对这些文化遗存充分深入地探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沧州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成果也更需要专业人士继续综合考古和文献，结合运河水运的实际，进行全面梳理，给世人描绘还原出一幅精美的大运河文化画像。

盘活大运河水工遗存

“大运河上有很多著名的堤坝、闸口，比如捷地分洪闸、东光谢家坝等。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藏着古人的工匠精神和水工智慧，值得推广。”南运河管理处总工程师董肖丽认为，古代水工遗存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

从古至今，大运河上水工遗存众多，宣传好这些水利工程知识和经验，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运河，也有助于古代水工智慧的传承。

南运河河北段多弯道，险工险段众多，连镇谢家坝为险段之一，历史上洪水在此处曾多次决口。谢家坝为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一，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柏木桩筑成。坝体长218米、厚3.6米、高5米。堤坝整体稳定性好，筑成后，再没有决堤，沿用至今。在运河水势连天的年代，谢家坝对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护了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坝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再现了中国近代在漕运水利设施中夯筑的先进工艺。

另外，在河道交叉问题上，古人主要采用弯道技术，延长河道，放缓河道比降，降低流速；开挖河渠；大量增建减水闸和滚水坝；不断加修大堤拦截外水系进入；不断改建、完善交汇处的运口码头等措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大运河航道往往河湖相连，通过开挖新河，修筑堤防、塘路、控泄分洪设施等，成功实现了黄运、河湖分离。

为满足行洪需要，控制水量，保障漕运，自明代开始，先后在南运河开挖四女寺、哨马营、捷地、兴济、马厂等减河，并在相交口门设置减水坝，分泄南运河洪水。闸坝工程在运河上数量最多、应用广泛，具体功能因其在运河上的位置不同而异。坝式减水闸是南运河节制水量的主要工程设施，布置在运河的右岸，为砌石结构多孔水闸。曾建有四女寺枢纽、捷地减水闸、兴济减水闸和马厂减水闸，目前还有捷地分洪闸、九宣闸（马厂减水闸改建）留存。坝闸结合的工程反映出古代水工设施在规划、设计与结构方面的杰出成就。

再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弯顶一闸”为例，其蕴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值得广为借鉴。

南运河通过运河弯道设计，地形高差得以减缓，改善了航行条件；汛期洪水得以蓄滞，提高了航行安全性。“三弯顶一闸”是大运河水道规划的一大特点。南运河地势较高，有些河段高于两岸地面，全靠堤防约束。而堤防多弯曲易导致堤岸塌落，险段甚多。为解决这一问题，南运河历史上多采取夯土加固工程措施，对堤岸进行加固。南运河这种险工段加固工程，以及河道工程管理中利用洪水冲淤、泥沙固堤等措施，都体现出古代水工技术中以堤治河、以河治河的特点。

这些透着古人智慧的文化遗存，需要真正活起来。只有让它们“活”起来，并对这些文化遗存的相关文化和知识进行阐释推广，才能将资源禀赋为传播动能。

有序开掘焕发新光彩

文化遗存保护与推广意义重大，因此，保护文化遗产，不只是专业人才、监管部门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6月1日，我省首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正式施行；8月1日起，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施行。两部地方性专门法规，开启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本报同时组织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对如何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有序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多次进行深入探讨，做了大量开拓性、引导性工作。

与河北省保护大运河首部法规不同的是，《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还在第2条中明确规定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种类和内容：连镇谢家坝世界文化遗产点；大运河河道本体；大运河水利工程设施遗存；大运河附属遗存：包括古建筑、近现代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窑址、原生景观以及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大运河相关遗产：包括历史街区村镇、工业遗产等。

其中，名列第一位的连镇谢家坝世界文化遗产点保护，去年在扬州大运河保护有关会议上，成为成功保护的全国典型案例。

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郑志利总结说，2021年，文物工作者对泊头沉船、运河区南川楼沉船抢救性清理，挖掘清理元明清时期各类文物及标本200余件，为研究大运河航运及盐运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保护和展示大运河重要文物点，实施了连镇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建设、泊头清真寺等重点文保单位的修缮。完成了全域河道清淤和岸坡护理，开展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实现了沿线村庄生活污水管控。

做好保护传承运河文化遗存这篇大文章，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成为增强狮城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