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9年春发生在沧县真实而离奇的故事。

一天，游击区的兰丕炜区长突然接到一封奇怪的来信。拿起信封，从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上，一下子就认出他的笔迹——冉光秀？他不是死了快半年了吗？豆油灯的灯花一闪一跳，兰丕炜读着信，仿佛眼前跳着鬼火。人死灯灭，可咋会……真是割了脑袋走十里——人死心没死。我们不是包公，莫非我们断了冤案？他眼前突然浮出一匹脱缰的野马，这的确是个好坯子，可是，我没有把他调教好，使他……兰区长心中涌起一阵惭愧。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多像他那歪歪扭扭的步履。兰区长没看错，是冉光秀的来信。

尊敬的兰区长：我知道我犯了十恶不赦的罪，政府枪决我是罪有应得！可我没有死，抗日政府还能收留我吗？能让我戴罪立功、给我一次痛改前非的机会吗？我也是劳苦出身，娘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可我不争气……

兰区长读着读着落了泪。一个被抗日政府枪决的人，不念旧怨，幡然悔悟，渴望重新投入抗日怀抱，能冷落他、拒绝他吗？兰丕炜马上向县委书记孙轶青反映，并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推一推，就有可能把他推到敌人那边去，危害抗日，使他含恨千古；拉一拉，就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重新做人。”孙轶青笑了：“对呀！抗日队伍就像一块磁铁，感召力在于不仅要吸住人，而且要吸住心。”兰区长会意地点了点头。

半年前，一个老农民风风火火地跑到区政府告状，他脸色煞白，说是手枪队员在追杀他。经副区长王玉昆和锄奸队姜队长调查，原来本区有个女人嫌丈夫老，不去婆家过日子，甚至编造谎言，唆使手枪队员冉光秀去杀其丈夫。区队将冉光秀抓获后，按上级命令，枪决了。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夜，正法冉光秀后，区队就马上转移了。但冉光秀没死，两枪从耳后根打入，从鼻梁穿出，没击中要害。

冉光秀沉默着，两道悔恨的泪水爬出眼窝，伴着血水往下流。老百姓以为他是受了伤的战士，卸下门板当担架，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滑地躲过据点和岗楼，绕了近30公里路，把他送到城里博施医院。一路上，他几次挣扎着想喊一声：我不值得你们这样。可是抬他的人不让他动，也不让他说话。他把泪水咽到肚里，咸咸的，苦苦的，涩涩的。在他最危难的时刻，老百姓冒险救了他。他深感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苦口婆心领他走上抗日道路的兰区长。

日本特工闻讯，马上带了礼物来看冉光秀，并诱惑他叛变。冉光秀装聋作哑，寻机悄悄逃走。在天津养好伤后，他把情况如实向组织做了汇报。上级回信终于来了：前罪既往不咎，允许改过自新。闻此，他泪如泉涌。

世界上有什么比信任和理解更珍贵呢？同志们说：“冉光秀像脱胎换骨似地变成另一个人。”不久，他就被调到县大队，因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风趣地说：“阎王爷和我有交情，没给我发通行证。”

1941年夏，冉光秀随县大队在宣惠河附近打伏击。战斗打响后，县大队被几倍的日伪军包围，转移到冯家洼，又遭敌人堵击。为掩护县直机关和县大队突围，冉光秀抢下了掩护任务。这是生死场上的选择。冉光秀握着丁润生县长的手激动地说：“是乡亲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将功补过，报答他们！”他大喊一声：“全排战士跟我上！”随即和敌人展开肉搏。敌人一排排倒下去，县直机关和县大队安全转移了，他却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作者根据孙轶青、王玉昆回忆文章及兰丕炜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