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严新庆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但他从不让别人称呼他严书记，而是让人叫他严同志。

严同志朴实得像个庄稼人，粗布裤褂粗布鞋，平常骑辆破自行车，这辆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夏天有时还戴顶旧草帽，穿个大裤衩和凉鞋，不穿袜子，一副地道的农民打扮。有好几次到部门去，门卫都把他拦住，盘问起来没完。严同志穿着不讲究，文字却漂亮，曾多次在大报小报上发表理论实践文章，这些文章很有深度。因为有文字功底，而且见解深刻，所以，他的讲话稿从不让秘书起草。临开会一两天，他端着碗白开水溜溜达达就到了打字室，进屋之后，把鞋一脱，腿一盘，坐在椅子上，用双手按着脚，把盘好的腿往里收收，把胳膊搭在两个膝盖上，对打字员说：“我念叨着，你打！”说完，便歪着头、仰着脸，一边琢磨着，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县委办的打字员是全县打字速度最快的，即便这样，严同志思路开阔了，打字员两手噼里啪啦紧忙活，有时候还跟不上。打字员一边打一边就很佩服这位书记，常私下跟人说：“人家严书记，不，人家严同志，这才是出口成章。”

口述完讲话稿，打字员打印出来，他细看一遍，没毛病了，自言自语地说声：“嗯，还行！”松开盘着的两腿，从椅子上站起来，稍微活动一下筋骨，浑身一绷劲，拉开架式，便唱上两段京剧。唱得最多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时候，他端着白开水，学着杨子荣的样子，从唱腔到手眼身法步，还真像那么回事。唱完了，说声：“收工！下班之后喝庆功酒去也！”每当这时候，打字员和办公室的同志就都知道，严同志又要请他们到“红旗大酒店”美餐一顿了。所谓“红旗大酒店”，其实就是县委门口的“红旗小吃部”，里边连个雅间都没有。因为这个小吃部离县委政府近，县委大院里的人加班或者下雨阴天不回家的时候就时常上这儿来吃饭。饭店虽小，来的人“级别”却高，人们互相打趣说叫小吃部有失“身份”，于是就叫开了“红旗大酒店”。

严同志的讲话都不长，即便是三级干部大会这种全县一年一度几乎最重要的会议，他的讲话也不过三四千字。字虽少，分量却重，说的全是“干货”，没有一句空话、套话，有的却是对偶对比排比句，当地的俗语谚语歇后语，有时还夹杂着几首合辙押韵的打油诗，乡言土语中富含哲理。插科打诨中布置了工作，既朗朗上口，又头头是道，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极富感染力。二三十分钟的讲话，人们笑声不断，掌声不断。因为这些讲话内容都在他肚子里装着，所以，开会时他几乎不看稿，人们为此又对他多了几分尊重和佩服。

严同志讲话简短有力，主持会议也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不管谁主讲，只要是他主持的会，他提前都要把讲话稿看一遍，如果有不同意见或者认为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他都要和讲话人沟通，把两个人达成一致的意见写在讲话稿上，会议结束的时候，他绝不会再补充什么或者再强调几点，几乎都是一句话：“会后按照讲话精神抓好落实，散会！”

严同志是老革命，公私分明，像打字员打完讲话稿之后的这种喝“庆功酒”，毫无例外都是他掏腰包。平时，下雨阴天有些路远的同志不回家，也大都是他请客，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工资高，我不掏钱谁掏钱？即便是抓大头，也轮不着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一手拍着胸脯，一手在空中挥舞着，好像家里称多少钱一样。其实，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老伴是农业户口，没有稳定工作，推着个小车在街上卖煎饼。两个儿子一个在老家种地，一个在县机械厂烧锅炉。县委政府几个主要干部或公开或私下几次提出给他两个儿子找个像样的单位，他都把眼一瞪，说：“找啥单位？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共产党如果也这样，还闹什么革命？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一下子就把人噎了回去。

严同志最恨的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占公家便宜。在一次医药卫生大会上，他提到了“一人报销，全家吃药”现象，说有的老干部报销的药费单子上竟然出现了人工流产手术费。他义愤填膺地说：“这些人自恃其功，不虑其德，人心不足，贪得无厌！”他“啪”地把桌子一拍，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对这些人决不姑息迁就，一定要严肃处理。并且当众许诺，在占公家便宜方面，全县百姓可以监督他和县委政府所有班子成员，发现问题，可以指着他鼻子骂，也可以向任何一级国家机关反映。他的话一字千钧，掷地有声，赢来了会场上久久不息的掌声。

严同志活了89岁，无疾而终，他儿子在他灵棚上方黑色条幅上用白纸写了八个大字“农民本色，清廉无私”，全县人都说，老严当得起这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