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母工作忙，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姥爷家度过的。姥爷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工作，经常向我讲述他所经历的抗日故事，特别是与老姥姥送情报被误伤的故事，至今难忘。

姥爷肚脐旁，有一个凹陷进去皱巴巴的伤疤，是姥爷与老姥姥送情报被自己战友误伤留下的。老姥爷、老姥姥都是地下抗日工作者，老姥爷以铁路警长的身份为掩护，为抗日军队输送枪支、药品，传递情报等。老姥姥则经常带着姥爷，往来于上海、济南、明水、上饶等地传递情报。

那一年秋天，老姥姥带着六岁的姥爷从山东明水出发去广饶。这一次，老姥姥一改往日贵妇装束，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持老姥爷的免费通行证坐火车，而是一副村妇打扮，拉着乔装的姥爷，钻进一辆脏兮兮的长途公共汽车。这车以烧木炭为动力，车后拖着一个大锅炉，一路烟尘滚滚、咆哮颠簸着把娘儿俩载到了一个村庄。下车后，老姥姥拉着姥爷直奔西北村口的一户人家。

这是一个大场院，三间北屋，两间西屋，大院中间有一个大磨盘，顺东墙是草料棚，养着骡子、驴等牲口，挨着车棚停放着一辆四轮大马车。这是地下游击队周队长的家，是老姥姥与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一进院门，周家大嫂就闻声迎了出来，两人寒暄着进了北屋里间，儿媳妇则抱着孩子出屋到院子里玩耍。这次的情报非常紧急，要求周队长马上召集人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周家大嫂赶紧让儿子把周队长叫回家来组织行动。不一会儿，陆续来了六七个庄稼汉模样的人，都是骑自行车赶来的，几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了一阵子，傍晚就出发了。经过了漫长的一夜，又苦苦等待了一个早晨，快晌午的时候，周队长一行人提着七八条驳壳枪回来了。原来，老姥姥和姥爷送来了确切的情报，周队长他们骑行50多公里，连夜抄了日军护路队的老窝儿，缴获了这些枪支。几个人兴冲冲地进了院子，把自行车就地一扔，掏出驳壳枪放在院中的大磨盘上，就立马七手八脚地试起来。

姥爷正在北屋门口玩儿小画片——以前烟盒里常装着一张小画片，做广告宣传用的，是孩子们的爱物。小孩子们经常两人或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摔输赢，力气大的或使巧劲儿用自己手中的一张把对方放在地上的一张掀翻，就赢得这一张。那天只有姥爷自己，闲得无聊，掏出一沓画片自顾自地摔起来。当他摆好画片正站起身来，突然一声枪响，惊得所有人都呆住了。大家面面相觑，片刻就向姥爷奔来，姥爷低头一看，热乎乎的鲜血正从肚子涌出，吓得骤然大哭起来。

屋里的女人们飞奔出来，围拢过来，有的已经哭出了声。周大嫂抢先一步，把姥爷抱到西屋床上，女人们围在床边，都哭了起来。周队长独自站在院里，懊恼得捶胸顿足，原来是他试枪时不小心走了火，误伤了姥爷。他哭喊着：“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王警长，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屋里的女人一边哭一边高声制止，老姥姥流着泪站在院里百般劝解，几个男人跑过去抢下他手里对着自己的枪，院子里乱作一团。

“别吵吵了，快去看看孩子吧！”其中一个粗鲁男声的断喝，让众人回过神来，大家再一次匆匆聚集到姥爷床前。看着老姥姥泪流不止，姥爷懂事地说：“娘，别哭了，我不疼，我真不疼……”老姥姥慢慢地止住眼泪。

子弹是从肚脐下方小腹斜插进去的，由侧腰腹穿出，队员们观察了一下开始进行包扎。长年从事地下游击工作，难免中弹挂花，简单地包扎疗伤还是有一点经验。但这一次子弹是从身体里穿过，伤势过重，止血困难，且不知是否伤及脏器，大家合计要想保住性命，只能送医院了。

老姥姥抱着姥爷，周家大嫂紧随其后，坐上牲口拉的木轱辘大车，一路尘土飞扬，直奔广饶县医院。县医院距村子有二三公里，老姥姥一面焦急地张望，一面盘算着怎样才能蒙混住院，不被日军怀疑。因为所有的医院都被日本人控制，一旦走漏风声，不仅性命难保，可能还要牵扯出很多人和事，甚至会造成地下联络点的暴露，给抗日组织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直接威胁到这些游击队员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在临近县城的时候，老姥姥换上了在包袱里提前准备的旗袍，散开一头卷发，拿出小镜子迅速化了个妆，她凝重而坚定的表情说明她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老姥姥以老姥爷的名义办理了住院，假称孩子父亲的手枪不小心走火，伤了孩子。大夫未作迟疑，迅速安排手术检查，手脚麻利地处理了伤口，止血、消毒、上药、检查，所幸子弹没有打中脏器，只是在肚子穿膛而过。老姥姥终于长吁了一口气，姥爷在住了三个月院后就痊愈了。

但狡猾凶残的日军似乎嗅到了某种气味，寻踪觅迹，暗中盘查，把老姥爷列为八路嫌疑。但为了抗日事业，老姥爷一家不惧危险和牺牲，与敌人巧妙周旋殊死斗争，始终坚持血与火的地下抗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