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冀鲁边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冀鲁日报》的编发人员。

《冀鲁日报》是中共冀鲁边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身是《烽火报》。《烽火报》创刊于1938年10月，后与《前进报》合并为《冀鲁日报》。

从《烽火报》创刊到停刊，历时5年，报社先后转移20多次，共出报752期，发行达90多万份。作为冀鲁边区党委的抗战“喉舌”，它及时报道了抗战消息，揭露敌人的阴谋，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团结人民的纽带、鼓舞斗志的号角、打击敌人的武器。

在如今的海兴县小山乡，当年创刊办报的英勇故事仍被人们传颂。海兴县党史部门经过寻访、探秘，终于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枪林弹雨中诞生

时间回溯到那段烽火岁月。

1938年，萧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后，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随着边区军政委员会的建立，为宣传党的思想，《烽火报》应运而生，由傅国光负责。《烽火报》刚创办时，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一台石印机，编辑人员在一座破庙里办公。

一年后，通过大家的努力，报社有了5台石印机，每次可以印5000份报纸，版面也扩大为对开4版，由3日刊改为双日刊。1940年春，报社扩建了电台，可以直接抄送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组织和设施也逐步完善，设有编辑室、电台、总务科、发行科、交通科、出版科等，共100余名工作人员。

但随着日军的不断侵略，《烽火报》不得不转移隐蔽起来。

当时，日军2万多人对冀鲁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报社接到通知后，将石印机、纸张等印刷设备材料以及电台等物品掩藏起来，所有工作人员分成小组分散隐蔽在群众中。

根据形势需要，区党委决定报社向盐山、庆云一带转移。1942年7月，编发人员到达盐山东部的傅家庄子（现属海兴县小山乡）。没有石印机怎么办？编辑部决定，改出油印的《烽火报》。电台天线用秫秸架起，再加上两块钢板、一架油印机，油印的《烽火报》就出版了。之后时间不长，日伪军逼近赵毛陶、小山一带，报社再向东转移，来到近海的一个小渔村狼坨子。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前进报》的编发人员。《前进报》是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报纸，原来活动在献庄、尤村、马厂一带（现属海兴县），也是为躲避敌人“扫荡”，暂时转移到了这里。

1942年12月，冀鲁边区党委决定，《烽火报》与《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由于环境恶化，记者采访与报纸发行都十分困难，纸张、油墨供应也紧张，但这支特殊的队伍仍活跃在边区。

艰难环境里坚持出报

1943年6月，大赵村惨案发生，革命形势再度恶化。报社只得从海兴县尤村、献庄一带转移。先到良章村，不久，又转移到庆云东北部。

不久，社长傅国光在庆云小魏庄被捕，受尽敌人酷刑，壮烈牺牲；编辑李亚民被敌人发现，不幸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决定，全体人员混合编组，各自为战，坚持出报。为安全起见，他们挖了地洞，从地上转入“地下”。在最艰苦恶劣的环境里，边区军民依然能看到《冀鲁日报》。

在日军残酷政策的蹂躏下，冀鲁边区人民收到一封家书都很困难，看到一张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日消息的报纸，更是难乎其难。而《冀鲁日报》就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为边区军民传送党中央的声音，报道抗日战争的消息。

战场上犹如一杆“枪”

当时，《冀鲁日报》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许多党政领导人也为该报撰稿，李先念寄过社论《胜利在望》，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挺纵”司令员萧华、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等领导干部也为该报撰过稿，写了不少抗战论述。

报纸在党组织和抗日军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党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

《冀鲁日报》除坚持印刷报纸外，还出版了两本书籍。几十万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先一笔一画地用毛笔写在药纸上才能制版、印刷，并且纸张、油墨也非常困难。报社用了一年时间，终于把两本书送到了广大党政军干部手中。

报纸还经常报道边区军民抗击日军的消息，以及根据地生产建设、民兵、青年、妇女活动的消息。如1941年秋，刊登了这样一则通讯：驻宁津县的一伙日军扮成老百姓下乡偷袭，把两挺机关枪装进麻袋绑在小推车上，装作赶集的。结果弄巧成拙，被探明情况的宁津县抗日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丢了机枪又折兵。这消息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4年1月，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冀鲁日报》转移至清河区，与《群众报》合并。7月1日，《群众报》更名为《渤海日报》，确定为中共渤海区委员会机关报，3日刊，每期印达2万份。

在战火中诞生，在血与火中行走，步步荆棘，处处险境，《冀鲁日报》成为冀鲁边区抗日战场上的另一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