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她贯穿南北、联通古今，融合悠久历史与当代现实，更串联起了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文脉和乡愁。

泊头市区南4公里，大运河西岸，有个美丽的村庄——后杨圈村。村里房舍整洁、安静祥和，运河纪念馆、红色纪念馆两座纪念馆相得益彰，承载着村民难舍的乡愁。

千百年来，村民们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边，生活与运河紧密相连，或慷慨悲壮、或温情流淌的运河故事至今流传。

古渡口难觅踪影

82岁的林彦华世代居住在后杨圈村，说起运河故事，如数家珍。

他说，后杨圈村南北不远有一个前杨圈村，两村统称为杨圈村。当年，运河渡口就位于前杨圈村与后杨圈村交界处。

“1949年以前，前杨圈村有摆渡人，用的是底缆，就是缆绳在水里。摆渡人把一个大磨盘弄到河中央，沉入水底。缆绳是一根长长的铁丝，一头拴在磨盘眼上，一头拴在渡船下边铁环上。摆渡人用篙撑船，由西岸撑到东岸，缆绳牵着船不至于被水流冲走。河东属于南皮县，河西属于泊头市。岸边有跳板和坡道。”老人说。

后来，摆渡人换成了十二里口村的一个人。他不再用底缆，而是换成了明缆，即在河上拴一根铁丝，两边用木桩固定，用绳把铁丝和船连接，也是为了不让河水把船冲走。有时他不在，渡河人就自己撑船到对岸去。

摆渡人收费简单，过河的有钱就给，没钱就不给，多给也行，少给也行。每到腊月初八这天，摆渡人会带着褡裢到河两岸的几个村子去收。他拿着一沓自己做的小纸袋儿，到各家收过河钱，给多少都行。然后，给对方一个小纸袋，算作已经交了船费的证明。但大家都会自觉地交钱。

乡民们和睦相处，从没有为船费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后来，河上修建了木桥、水泥桥，摆渡自行消失，渡口也逐渐荒芜。

码头不大 繁盛一时

在后杨圈村村民的记忆中，村委会正东方向，曾有一个不大的货运码头。当年，这里繁华热闹，船只往来不断。装卸工卸下货物后，再由大车拉到王集、史集、建桥、土山、旧城等地。煤炭从远方而来，鸭梨、粮食和蔬菜，从这里运往各地。

依托渡口、码头，杨圈村曾繁盛一时。

那些年，杨圈村里住着很多装卸工和外来收货的商人。尤其到了鸭梨收获的季节，常常停着六七艘大船，准备装梨外运。经营鸭梨销售的商人先到各村去收梨，用小推车把梨运到码头上，再装船外运。

货物运输推动了船帮的出现。

“船帮就是船队，一家独自经营船队的叫独船帮，几家合伙经营的叫合船帮。”林彦华说。

在杨圈村，流传着许多船帮的故事，其中最出名的是李姓和杨姓人家合办的船帮，称杨家半帮和李家半帮。船帮的掌舵人姓杨，绰号杨武和尚。传说，他自幼习武，二十几岁考取功名，皇帝的任命诏书下来时，他的双亲有一个过世了，按照规制，他要守孝3年。3年期满，刚打点行囊，准备外地赴任，家里另一位老人又去世了，不得已还要守孝。人们便说他真是和尚命，没有当官的福气。于是便落了个“杨武和尚”。

杨、李两姓的船帮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山东。有意思的是，一般的船帮船头竖立着帮旗，或红或蓝，或大或小，迎风招展。杨武和尚的船帮高高的旗杆上挂着一个斗笠，是几百里运河上独有的标志。

“人们都知道杨武和尚功夫了得，均礼让他三分。”老人回忆说，杨武和尚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家耕地，从来不用牲口，都是他父亲扶犁把，他拉犁，半天能耕二亩地。拉车也是，他驾辕拉车，一个人能顶得上一头牛。

演绎一段段红色传奇

后杨圈村也是一个有红色历史的村庄。抗日战争时期，村里的抗日民兵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破坏村东的铁路线，船民们宁可沉了自己的船，也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

林彦华说，抗日战争爆发前，前杨圈村有张德玉、张德运、张德之三兄弟经营的张家船帮。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欺压百姓。张家兄弟无法经营，便在船中放上磨盘，将其沉入水底。宁可沉了自己的船，也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

据说，有一天夜里，八路军某部队来到杨圈村。他们想从这里过河，却怎么也找不到船只。村民们以为是日本人来扫荡，纷纷躲了起来。过了许久，村民出来查看，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想方设法地帮着八路军渡河。很快，人们就绑好了十几只筏子，张家兄弟把沉到河底的船弄上来，一起把八路军送到了河东。

后来，村民们还跟着八路军到河东破坏铁路，帮着埋地雷、抬伤员，演绎了一段段军民同仇敌忾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