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松

我的父亲张富春生于1917年12月、母亲赵杰生于1928年1月，二老都是抗战时期参军、入党的老革命，在同一部队分别服役了13年和6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愿复员，回乡务农。

虽然已去世多年，但二老的谆谆教诲，仍时刻鞭策着我；他们的音容笑貌也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想起，内心便油然而生对二老的崇敬、感恩和怀念之情。

我的家乡是青县大孝子墓村，父母在世时，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他们在抗战时期当兵打仗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1938年11月，父亲报名参军，成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战士，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两次战役令他印象最深刻，那就是1943年河南郭小寨战役和1947年湖北大别山李家集战役。

打河南郭小寨战役，是为了消灭盘踞在当地的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孙步月。他早年投靠日军，网罗了一些恶霸地主、流氓、土匪，组成反共自卫团，专门对抗八路军及抗日干部群众。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1943年4月，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参谋长曹里怀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正式打响了讨伐孙步月部的战斗。

4月16日，战斗打响。父亲所在的七团二营四连在炮火掩护下，组成爆破组，开辟通道。至17日6时，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迫使敌人退缩到小围寨核心据点内。18时，部队炮火开始对小围寨碉堡、炮楼轰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

经过三昼夜激烈战斗，七团部队完全占领了郭小寨，全歼守敌。这次战斗攻克了孙步月盘踞7年之久的顽固据点，解放了深受煎熬的人民群众，是冀鲁豫军区第一个大胜仗。

湖北大别山李家集战役，是父亲跟随部队挺进大别山后同国民党部队打的又一场硬仗。

李家集城高池深，抗战时，日军又在城西北角建起了一座高20余米的大碉堡，李家集更为易守难攻。10月8日傍晚，父亲随部队包围了李家集。

为了此次战役，我军除准备了大量的云梯、手榴弹等，还借助村庄、农作物作为掩护，深入前沿。晚10时，战斗打响了。18团首先从城北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我主攻部队17团在步、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从东南角向李家集发起猛攻，没过多久，多路解放军已逼近城头，他们向上甩出手榴弹，奋勇登城。同时，前往中原独立旅旅部带着一门从敌军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加强了进攻火力。晚10时，解放军的第一发炮弹准确击中了南门城楼，接着又是两发。战士们随之潮水般涌进了城，此时，敌军已无力抵御。

在这两次战役中，父亲都负了重伤，右肩胛骨折、右脚横贯通枪伤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生前经常对我们说，自己当了13年兵，除了行军就是打仗，那时，真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没命了。

父亲小时候没上过学，参军后，他跟随部队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利用休整时间识字、学习文化知识，在战火的淬炼下，不断成长进步。10多年来，他多次被部队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营教导员，后任湖北军区卫生学校队长，成为正团职军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作战前线来到保定市，当时部队安排他到保定干部学校学习3年，学习结束后转业到地方相应的岗位工作。但当时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父亲决定复员回家。他们复员回家时，部队给了一万多斤小米，直接用大马车送到村里。

父亲复员回家后，上级曾让他去乡里工作，但被父亲婉言谢绝。他说，我要是想安排工作，就在部队转业、不复员了。后来父亲在村里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一干将近30年。

父亲从部队回到家乡，之所以不断成长进步并得心应手地工作，得益于他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学习。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复员回家多年后，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看书，他对《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书非常感兴趣，一有空就坐在炕上阅读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乡亲们听。他的讲述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时常得到人们的好评。

我的母亲赵杰是河南省南乐县善缘疃村人，那年父亲的部队来到这里，她就报名参了军，参军时只有17岁。在部队，她主要做后勤卫生工作，后在湖北卫生学校担任调剂员。新中国成立后，母亲随父亲从保定复员回到了家乡。她任劳任怨地参加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后来在村里担任了卫生保健员和接生员。母亲接生技术好在四里八乡是出了名的，所以周围村庄的乡亲们都愿意找她，母亲也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药箱时刻不离身，经常有人半夜三更来敲门求助，母亲背起药箱就走。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她，同时还是父亲的“贤内助”，洗衣做饭、缝补衣裳、伺候老人、下地种田……在母亲的操劳下，我们兄妹四个人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小时候，父亲和母亲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父亲经常嘱咐我们不要忘本，要艰苦朴素；不要骄傲自满，要虚心学习；不要懒馋贪占，要走正道。

父亲母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