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厂炮台的修建和《辛丑条约》签订有关”“东营区炮台9座，西营区炮台5座，屯兵25营，2万余人”……一直以来，外界对青县马厂炮台的认识有着种种误区。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经过多年研究，为马厂炮台、马厂兵营还原了真相、丰富了肌理，确定炮台因“天津教案”修建，屯兵1.2万人，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清晰、更有力量。
青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沉淀数百年的城市记忆，流淌在青县人的血脉中。盘古文化、运河故事，犹如一座座珍贵的文化宝库，吸引着后人不断地去探索、寻觅。就这样，一支热爱文化的团队——青县政协“守望麦田 记住乡愁”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小分队（以下称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诞生。他们行走乡间，搜集老物件、记录老故事、打捞各类文史资料。
在他们的不断追寻下，一段段鲜活生动的故事，拂去历史的尘埃，清晰了面容。马厂炮台，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马厂炮台，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读，包括‘马厂炮台的修建和《辛丑条约》签订有关’‘东营区炮台9座，西营区炮台5座，屯兵25营，2万余人’等建造原因、布防及人数，甚至连志书以及一些重要的史料里都记载有误。”团队志愿者孔繁廷一席话，让这座百年历史遗迹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
兵营建造并非因《辛丑条约》签订
冬日的运河，萧瑟中带着几分苍凉。沿河一路向北，就来到了运河青县段最北端的马厂炮台。
蔚蓝的天空下，炮台斑驳古朴，满面沧桑。这里，是青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大运河畔重要的军事遗存。历史上，太多的人物、事件、战争在这里交织，见证了近代以来的百年风云。
如今，炮台壁垒斑驳，但依然难掩曾经的恢宏气势。抚摸着它的身躯，仿佛听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厮杀声，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为什么是这里？
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孔繁廷，曾无数次地发问。几年前，他来到了青县政协文史委工作。那时，只要有外地来的考察团都会到马厂炮台参观。久而久之，他对于马厂兵营、炮台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每当有人说起马厂炮台的修建和《辛丑条约》签订有关，他都会产生疑惑：马厂兵营建于1871年，《辛丑条约》签订于1901年，前后相差30年历史，怎会有关联？
他将自己的疑问述说给青县文史爱好者潘洪斌，从此二人踏上了一段旅程——寻访历史深处的马厂兵营。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以“青邑地近畿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获准。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调驻马厂，人称“盛字军”。周盛传部进驻马厂后，便开始建兵营、造炮台……
兵营规模有多大？光绪元年（1875年）编纂的《青县志》给出了答案：
“今惟于同治十年二月初，蒙督宪李伯相（李鸿章）以青邑地近畿辅，拱卫攸关，奏调淮军盛字马步二十三营、仁字步队两营，共员弁勇夫二万一千余人，由山东济宁州移驻青县马厂。”
“2.1万名驻军来到青县，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清廷不会如此兴师动众的。”潘洪斌分析道。
翻看19世纪末中国历史年表，他和孔繁廷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天津教案上。
同治八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建造了望海楼教堂，教堂建成以后，天津卫儿童迷拐案时有发生，有人在河东盐坨义地发现了多具儿童尸体。天津知县经过侦查，缉拿到了人犯，其供词牵扯到了望海楼教堂。
天津知县刘杰同人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引发大批群众围观。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到通商衙门，威逼通商大臣崇厚出兵镇压群众，崇厚不允，丰大业遂向崇厚连开数枪未中。群众听闻后，纷纷涌向通商衙门，引发了“火烧望海楼”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群情激愤下，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后又打死了谢福音和修女、教士20人以及30多名中国信徒，并且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法国领事馆和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6处讲书堂，还有洋行、仁慈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7国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同治皇帝对于外国的武力胁迫心有余悸，给李鸿章下密谕，命令淮军驰援畿辅：“此事该使任意要挟，且以兵船恫吓，势将决裂……克日启程，驰赴近畿一带驻扎，届时察看情形，候旨调派……”
这道密旨，在李鸿章《遵旨带军赴直折》里有所披露。
仅仅是书中的记载，仍让人存疑。潘洪斌和孔繁廷又到访天津小站，那里完善的资料让二人的猜测得到了印证——马厂炮台修建的背景，并不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而是天津教案。
同时，在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中得到了明确证据：“铭军西去，畿辅空虚，请将淮军调驻海口，并令沿江沿海暂缓撤防、严行戒备……伏查津案（指天津教案）虽经议结，武备必须讲求，此中国百年之计，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也。”
“影响力越大，越需要我们去更正”
当时，李鸿章奉谕立即从陕西启程，同时命刘盛藻、郭松林、周盛传等部分驻直隶、山西与山东交界处，准备随时进援直隶。
就这样，周盛传所率盛、仁等军，包括23个营、1.2万人的队伍最终进驻马厂，开始动工兴建兵营，两年后竣工。
那么，兵营选址马厂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的《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记载：“……曾该提督（周盛传）单骑来津，遍察大沽、北塘海口及津通各处形势，据称……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人……该军只宜移扎静海、沧州之间，整肃操防，以应而作声势，勿通扎海口，徒使彼族惊疑……”的记述。而周盛传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的《移扎马厂禀》中也有记载：“连日遍阅静海所属地势，均不合宜，惟青县、静海两界之马厂地方，熟田不多，宽坦，可以多扎营垒……计此处距津一百三十余里，既可遥作声势，有事亦可为畿辅后路声援……”
“海防驻军过多会引起外国惊疑，而马厂位于沧州与静海之间，距离天津五六十公里，可以在关键时候驰援京津。这里土地宽阔，适宜驻军。”孔繁廷说。
在梳理马厂兵营建造历史的过程中，潘洪斌和孔繁廷对这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在他们看来，周盛传不仅是兵营驻军总统、马厂兵营的设计师，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别的不说，单是兵营的布局足以说明。
“当时的兵营在运河两岸分设两个营区，以东为主、西为辅，隔河相望。运河上常设军事渡船，两个营区均有土围墙。围墙上有巡城马道，城角设有岗楼，日夜守望。”孔繁廷说。
值得注意的是，潘洪斌和孔繁廷发现，无论是李鸿章的奏折、周盛传的自撰年谱，还是《淮军志》《淮军史》，都对当时驻扎人数有详细的记载：“周盛传所部盛、仁各军一万二千人，尚称劲旅……”“……有周盛传的盛军，唐仁廉的仁字营马队，共一万二千人……”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盛字军和仁军的总人数为1.2万，而并非光绪《青县志》中所说的2.1万。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性错误。因为光绪元年（1875年），修志者编修县志时，盛军主力已经到了小站。而且当时编纂县志的地方官员很难见到李鸿章、周盛传等人的奏折和禀帖，信息获取受到局限。所以，我们猜测，修志者并不详细地了解兵营的情况。”潘洪斌说，后来的很多资料都引用于此，为了防止以讹传讹，他们有责任去更正事实。
以史为据 大胆地猜测设想
当地人都知道，马厂兵营建立初期，共有14座炮台，以运河为界，运河东岸是9座炮台，运河西岸是5座炮台，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央炮台。
然而，通过走访人和镇乡贤刘子江老先生，得知马厂共有16座炮台，多出来的两座是中央炮台和月牙炮台，现存的中央炮台并不在14座之内。
但在后世引以为据的《青县志》中为何只记载了14座炮台？
潘洪斌和孔繁廷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后推测，中央炮台和已经消失的月牙炮台的修建晚于城墙上的那14座炮台。
“同治十二年（1873年）马厂兵营建成后，天津的海防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又是周盛传率人勘查，于3月率兵重筑新城城垣和炮台。青县马厂的中央炮台与其非常相像，可能就是在修筑完新城炮台后，回来又建的中央炮台。”孔繁廷说。依据于此，他们还提出，马厂兵营不仅可以保卫京津，也是海防要地，与天津海口的炮台遥相呼应。
马厂炮台作为军事重地，历经多次战争，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与其一样在岁月深处久久回响的，还有建造者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的智慧与才能。他们不仅在这里创建马厂兵营，使这里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策源地，而且兴水利、改土壤、开挖马厂减河，使沿河碱地变良田，新增垦田以百万计，造福一方。为青县马厂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驻兵屯田、编练新军、马厂誓师、直奉战争、北伐战争、抗日阻击战……百余年的轰轰烈烈变为如今的恬淡安详，而这，已经成为马厂炮台独有的气质和高度。
对于潘洪斌和孔繁廷来说，马厂炮台则更像是一座文化宝库，里面珍藏着无数宝贵的“文物”，每一件都是青县历史的见证。越来越多的文史爱好者参与进来，丰富着青县的历史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