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颇有几次悲壮的“出走”足以改变中华文明进程。西口路上眯眼的风沙，闯关东队伍的挈妇将雏，茶马古道上的沉重行装，河西走廊上的声声驼铃，南洋海道上的险滩恶浪……每一次“出走”，底色都涂满悲壮、苍凉、不舍与牵绊，有千里寻梦，也有饥寒所迫。是衣锦还乡，还是永无归期，历史的风尘里，传来孤勇者的长啸，也留下拓荒者的哭声。每想起这些，都忍不住向那些纵横八荒的遥远通道回眸，也对中华文明进程多一些苍凉的慨叹。

但有一个通道则不然，那就是大运河。自大运河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一个热词令人向往：走运河。沿大运河南北走一遭，心淋江南雨，耳闻渤海风，怎么想都是一件惬意的事。即便在遥远的漕运时代，运河水终不似黄沙、冰雪、瘴疠、恶浪，虽也有暴戾四溢，但在人工河道内，一条被驯服的水，更多是一副温顺的模样，在五大水系间，被调来遣去。

显然，走运河，要比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蹚古道从容得多，但如果提起大运河，只想到舟来楫往、波光潋滟，思维与眼界显然被两岸困囿了。运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河，就像长城，从来也不只是一道墙。一撇一捺，支撑起历代王朝宏图天下的政治梦想、勾连南北的经济诉求。

越王勾践十年隐忍，一朝复仇，使吴王夫差以失败者身份谢幕，但夫差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想当年，他没有满足称霸江南一域，而是开邗沟、通淮河，目标只有一个，运送军需，进攻齐国，称霸天下。隋文帝建国后，马不停蹄地修运河、通南北，也承载着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大梦想。至明清，政治中心北移，这条水道的政治意义已无须赘述。大运河自春秋挖下第一锹，就一路雄心勃勃承载着国家意志，出邗沟、兴隋唐、盛明清，披一身政治荣光，身世显耀。

值得一提的是，隋二世而亡，大运河背负了千载骂名。唯唐朝诗人皮日休把目光拉长，说了句公道话：“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那么，隋文、炀二帝不躺平坐享天下富贵，急吼吼大兴劳役修运河的初衷是什么呢？仅是为了华盖遥遥“赏风景、观琼花”？

稍了解一点历史便知，自西晋“永嘉之乱”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南北已分裂了近300年！300年，不足以沧海变桑田，但足以让世态民情变得面目全非，让民族认同支离破碎。而且，北方是在不断更迭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武风烈烈；南方是在汉文化熏染之下，文风浓郁。他们不是兄弟分家，不是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战国纷争，而是异族异国，是陌生人，是不可共享天下的敌手。于中华大地而言，无论南北，都太需要一场融合与认同了，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情感的、人心的。这就是隋朝的使命，也是它的宿命。运河不辱使命，以一河清波推动南北融通，居功至伟，让后世王朝享尽政治红利，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衍生的文化流波，润泽出江南水袖的绵软、武林剑气的寒光、青白瓷器的温润、孤舟客船上的清愁、北京四合院里的庄严。这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是大运河文化的气质、百姓的气质。

百姓居于林泉之下，不关心也弄不懂什么叫经济、何谓文化。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爱恨情仇里，努力把日子过得体面。不同的是，有的一生奔波于柴米油盐，或打杂卖艺，还时时捉襟见肘；有的怡情于琴棋书画，铺展宣州的纸、提徽州的笔，研歙县的砚，仍稍嫌笔墨欠佳；有的赤膊拉纤，高喊运河号子踏沉重的脚步；有的峨冠博带，独坐离乡的船上，写一首感叹离愁别恨、宦海沉浮的诗。这里，很难分出孰是生活，孰是文化，也印证了生活即文化。在锦衣玉食的悠游里，掬西湖水，沏龙井茶，品评瓷器里的花纹与精致，是文明；着粗布短衣，熟练操弄手里的技艺，或在烧制瓷器的火窑前挥汗如雨，也是对文明的创造。

或者根本就是，人人都是文明的缔造者。谁不是在文明的润泽中获得成长的养分？

在沧州城北，运河东岸，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一身隋唐衣冠，款款而立。馆内展品光怪陆离，将大运河文化从北至南，浓缩一堂。驻足之余，心思会恍惚，这些文化遗产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罢，展示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多故事与文明，值得我们向大运河频频回眸？

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入黄河，北上连淇水、通海河，止于涿郡。

610年，江南河开工，自京口绕太湖，经常州、苏州，止于余杭。

至此，这条游龙有了首尾。单看名字，涿郡威风凛凛，自带英雄气场；余杭波光粼粼，无限儿女情长。勾连起来的旖旎水道，每一刻晨昏、每一粼波纹、每一个渡口，都是运河故事的见证者。譬如，运河长篇中的精美短章——瓜洲。

瓜洲，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从李唐王朝时，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从这里北上关中，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往来穿梭。此外，瓜洲古渡，披着水色，闪着诗情，却常常扮演着“边关要渡”的硬汉角色，每有战争，都是一颗必抢的棋子。南宋龟缩江南一隅时，金兵饮马长江，瓜洲作为战守要地，一旦失守，临安城里的舞榭歌台就不知道要唱哪一王朝的曲目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陆游的幽愤诗中，完全可以遥想，风雪夜战的惨烈与肃杀。至清咸丰初年，太平军不惜以“血流漂橹”的代价取得瓜洲控制权，清政府的漕粮一度不得不改由海运。当江南大米带着海腥味端上京城满汉大员的餐桌，离一个王朝的落幕就不远了。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果然是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愁。

历史永远向前。光绪二十一年，古瓜洲城终于不堪重负，墙垣坍塌，完全沦于大江之中，但那些悲悲喜喜的故事、葳葳蕤蕤的文明，不会随水湮没，新瓜洲神采在汽笛声声中，早已辉映一船明月。

笃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才是时代的流向。从涿郡，到余杭，从北京，到杭州；从瓜洲，到扬州，从沧州，到通州。时空腾转中，大运河从春秋走来，必将抒写新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