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杨可新 摄影报道

春夏之交，在海兴县老干部局院内，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披着一身阳光，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他叫王治国，71岁，王树国的二哥。

王治国说，平生他有两大骄傲，一是父母，二是三弟王树国。作为福耀科技大学的校长，当代教育家王树国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宝藏校长”。

“三弟能有今天的成绩，和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但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尤其是三弟的家国情怀，更是和父母直接有关。”王治国说。

不惧怕困难，源自父亲王福芹

曾有人问王树国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是不惧怕困难，并说这一点主要源自父亲王福芹：“父亲14岁参加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经历过很多坎坷，但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信仰。就我自己来说，不管多么难多么苦，就只有一个信念，加把油、往前走，我从来都认为，希望就在眼前。”

海兴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福芹出生在献县临河乡西镇村，3岁就没了娘。他和父亲及哥哥艰苦度日，困境中懂得了感恩，养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

1940年8月，年仅14岁的王福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的一名交通员，在献县、泊头、南皮一带参加了反“扫荡”、破坏敌人交通设施、袭扰鬼子据点、策反汉奸队等一系列抗日活动。

别看年纪小，王福芹却聪明机智，胆大心细。1942年初秋，在一次锄奸活动中，他以分烟为名，巧妙甩掉汉奸头子带来的3个随从，又当机立断，关上大门，来了个瓮中捉鳖，为锄奸行动立下首功。

革命年代，他与一起参加抗日工作的张润波相识相恋，组成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王福芹来到盐山工作，后担任盐山县赵毛陶公社书记。他们也举家搬来此地。王治国和王树国都出生在这期间。

1965年海兴建县，王福芹调任海兴县辛集公社书记。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顶着各方压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辛集有了自己的机窑厂，带领大家进行农业生产设施建设，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几十年。

“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王治国兄弟4人，他行二，比王树国大5岁。那时，父母要外出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三四岁的王树国，就让正上小学的王治国领着他去上学。

王树国在教室里不哭不闹，听得认认真真。老师偶然提问，他都能回答正确。旁听了3年，王树国正式上学。他的成绩在学校一直数一数二。

1973年，王树国高中毕业。那时，他的两个哥哥已先后参军。在母亲的鼓励下，王树国踏上了下乡之路。临行时，母亲正生病。她告诉儿子：“入党以后再回来见我。”

王树国下乡的地方是海兴县孔庄子农场。一次挖猪圈，他把手弄伤了，当时什么也没说，忍痛继续干活儿。后来手部感染，被发现后送医，大夫说，再不治就要截肢了。所幸治疗及时，手保住了。

农场的日子非常艰苦，饶是如此，王树国也从未间断学习。“那时，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作文给之前的班主任审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不断鞭策自己：不要浪费光阴，要用有限的时间多学习、多读书，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王树国说。

从农场到油田，临行前，17岁的王树国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入党以后，我就回来看您。”

那时，正是王福芹一家的至暗时刻：王福芹被划为右派，家人也跟着受牵连……无论何时，王福芹和妻子都坚信党，坚信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受父母影响，王树国拼命工作。他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党员，都无颜回去见父母。”

1年零3个月后，王树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母亲这个好消息。“母亲特别开心，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77年，王树国走进高考考场，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工大录取，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家国情怀，来自父母言传身教

平反后，王福芹先后担任海兴县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离休后，每年县领导来慰问，他都为海兴的发展建言献策。而对于组织上送来的慰问金、慰问品，他一概不留，都交到县老干部局，说：“送给那些比我困难的同志吧！这些钱和东西就算一名老党员的心意吧！”

在王治国眼里，父亲正直无私，从不搞特殊。记忆最深的两件事都和车有关。一是王治国在小山乡工作时，一次下班途中，正赶上司机开车带父亲回县城，看见他后停下车，想顺路带他一起走。父亲却阻止说：“公车哪能私用？”最终也没带他。二是父亲年老住院，出院时，身体还很虚弱，走不了路，他想找辆车接父亲回家。父亲说：“都离休了，别麻烦公家了。”他说：“我找同事帮忙，总行吧！”父亲说：“你同事的车不也是公家的吗？我不坐！”最终，他自己花钱租了辆面包车，才把父亲接回家。

王治国退休前在海兴县公安局工作。一次，他和父亲谈起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自己在沟里趴了整整一夜。父亲说：“这算什么？当年我打鬼子，在沟里一趴就是5天！”

走进大学、出国深造、成为高校校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国越来越忙。渐渐老去的父母也偶发感慨：“你怎么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不过，能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就好！”

“父母从来没和我说过，将来你要多挣钱、过好日子。父母总是问我，有什么收获，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王树国说。

王治国说，小时候，他从没穿过新衣服。一次，自己忍不住抱怨。母亲说：“你看我穿的什么？”一句话，让他再也没了怨言。

磕破了的碗舍不得扔，几次搬家都捎着；孩子们穿的衣服上，补丁摞补丁；母亲经常帮助别人，可搬家需要帮手时，却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己带着孩子们用小推车一车车地拉……

他们教给孩子的是家国大义，信念的火种；是遇到困难，挺起腰杆，绝不低头；是不去讲究吃什么穿什么，也不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专注用心。比如，王树国心心念念的国家、教育、科研。

“父母的言传身教早已渗透到我的骨血里，伴随我一生。”在西安交大时，王树国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自己的父母。他说，父母虽然不在了，留在他印象里最深刻的话仍然是“工作做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业绩”。

这句话，也许就是王树国一直以来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