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军马站村有一位98岁的老人，在国立一中读过书！”
5月2日，得知这一信息后，我们马上赶到沧县李天木镇军马站村，通过老人的侄子戴志军，找到了戴境章。
老人戴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腰身挺直，目光和善。他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好，人淡如菊，言谈中难掩知识分子的风骨。说起在国立一中读书的故事，老人好像回到了曾经的岁月，深邃的眸子里，仿佛投射着历史的影子。
逃亡南下考上国立一中
戴境章原名戴其蓉。境章这名字，是他在当时的沧县县立牛市街小学上学时，校长姜苹给他取的。姜先生说：“其蓉像个女孩儿名，叫境章吧！”境章的寓意是什么？先生当时没有多说。他用了一生的长度，才咂摸出这个名字的深意。
1942年的中国，狼烟遍地，民不聊生。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沧县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戴境章的堂兄戴其萼，是早期共产党员。戴其萼和戴家三兄弟投笔从戎，先后奔赴抗日战场。那一年，戴境章16岁，在沧县师范学校附中读书。他再也坐不住了，怀着“再也不当亡国奴”的想法，他悄悄跑出了学校，逃离了日本兵把守下的县城，来不及回家告别母亲，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来到了河南洛阳。
当时，河北省流亡政府驻在洛阳。为收容河北省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了青年招待所。1942年秋，国立一中来洛阳招插班生，戴境章幸运地考上了。他和同时被录取的3名同学翻山越岭，徒步300多公里，来到大山深处的淅川，一路打听找到了心向往之的国立一中。
到了学校，一路的辛苦和疲惫一扫而光。“学校在牛尾山下，淅水河畔，环境很美。这里都是河北的师生，感觉特别亲切。”戴境章说，眼眸中闪烁着欣喜振奋的光，仿佛回到了81年前。
不敷衍、强体魄、学本领
戴境章被分到国立一中初中部23班。班主任孙老师博学仁厚，对学生很好。师生们大多远离故乡和亲人，相同的境遇，让他们亲如家人。放假时，孙老师会让学生去家里玩儿。
戴境章在这里感受最强烈的有两点，一是学校注重学生体质训练，二是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很高。
每天早晨6点，是学校的早操时间。高中部以军训标准训练，初中部按童子军标准训练，要求都很严格。学生们吃不好，住宿条件也很差，学习的劲头却很足。回首往事，戴境章念念不忘校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学校外边就是淅水。夏天，我们去那游泳。水里的鱼儿特别淘气，会咬我们的脚趾。”老人说着，双脚轻轻摆动，好像他又踏进了淅水，那80年前的鱼儿又咬住了他的脚趾。
采访中，老人不止一次地提到国立一中老师们教学水平高，而且各有特色。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老师，每次上课，他都用吟唱的方式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又轻松。戴境章眼界大开，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在我们的恳请下，老人画起了国立一中校址图。98岁了，老人握笔的手重若千斤，一笔一画却写得工工整整。写完，再看，核实无误后，才递到我们手中。
老人说，国立一中的校训是不敷衍、不作弊，这影响了他一生。
知识分子风骨
虽身处乡村，戴境章身上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卑不亢、谦谦有礼、多才多艺，98岁了，还在侍弄花草。在报纸上看到国立一中的报道后，老人迫不及待地让家人联系记者，并坚持站在门口等候。
采访中，一起前来的国立一中历史研究者李永翔，讲了他知道的一件事：一天，国立一中涌进一群乡民，吵吵着说学生们偷掰了玉米，向校方讨说法。正在师生们不知如何应对时，校长杨玉如走上来说：“孩子们远离家乡，流亡到河南求学。我们没有管教好孩子，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学校的责任，是校长的责任。”说着，他撩起长衫，双膝跪地，当场致歉。
戴境章说，男生们还真干过摘红薯秧子、掰玉米的事情。这件事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他们从此再也没偷掰过玉米。杨校长的形象，也深深刻在他的心中。之后，国立一中敞开校门，招收当地孩子入学，还派师生组成宣传队，到淅川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学校常办晚会，节目都是同学们自编自演的。”老人说着，唱起了歌曲《朱大嫂送鸡蛋》。一曲唱罢，老人说：“这是一首宣传抗战的歌曲。每次演唱时，演员在台上唱，我们在台下和，大家群情激昂，都盼着早日学好本领、抗击日寇、报效国家。
1944年底，戴境章参加了青年远征军，来到抗战前线。这一年，他18岁，刚考上高中不久。很快，抗战烽火蔓延到淅川，国立一中不得不西迁至陕西城固。“那时，很多男生参军，女生去了剧团。跟随学校西迁的，只有部分学生。”戴境章说。
为母亲再洒一把泪
1948年10月，戴境章所在部队在沈阳投诚。从此，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给老家写信。离开家乡时，他16岁，如今已20岁出头。父亲去世早，离开家乡时，他匆匆南下，顾不上和母亲告别。几年时光，音信隔断，恍如隔世。这些年他迫切想知道母亲的消息。
兄弟回信说：“母亲安好，勿念。”他更沉不住气了。当即找首长，表示要回乡看望老母。恰好当时部队可以转业，他立即申请转业回家乡工作。首长让他深思熟虑，他说：“这些年没有床前尽孝，为了老母亲，值！”
当他风尘仆仆、满怀期待地回来，推开家门，却空无一人——母亲已经去世了。那种悲痛和跌落至冰点的感觉，让他痛彻心肺，至今想来，都忍不住痛哭失声。
那是整个采访中他唯一的一次哭泣。战乱逃亡、颠沛流离，没有让他掉泪。98岁，几乎看淡一切的他，把眼泪留给了母亲。
1952年，他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军马站小学的校园中。1956年，他被调到风化店中学，先当教师、后做校长，教书育人36年，托举着一代代学子、教师的成长，活成了小时候牛市街小学姜苹校长为他取名时期许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