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清时代，沧州农业重新焕发生机，商业贸易也日趋繁华，尤其长芦盐业更是长盛不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的力量作用下，亦出于对国家科举文化政策导向的认同，“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起，举业方兴未艾，持续绵长，本土府州县学包括书院在内迅猛发展，众彩纷呈，有力地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

单就沧州所在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在新的教化格局开拓下，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构成城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家族子弟读书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言，这也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标，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任丘边氏，南皮张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氏等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称燕赵，化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蔼蔼王臣，蹇蹇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迹”，王翱、纪晓岚、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其中翘楚，煊赫当时，引领后世。

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来看，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中和书院，有元人王旭《中和书院记》为证。

王旭，字景初，元朝东平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收其著作《蘭轩集》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其事迹不见于元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多以“教授四方”为生。大德元年秋，王旭接受沧州高伯川高薪聘请，自泰山来长芦中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5年之久，他在《蘭轩集》之《本斋记》载：“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闻而作有所未可，遂辞而已。之后5年，余至长芦，始知地名为鲸川。”乾隆八年《沧州志·古迹》“鲸川八景”条也这样记载：“按今州治又名鲸川，金人筑金堤，俾卫水安，流通潞河入惠通，委折千里，犹神鲸皷浪一吸百川，故名。”游食长芦期间，广交良朋，并不吝笔墨，或诗、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地理风情，而所记又多不见录示于明清沧州地方文献，传至今时，可谓弥足珍贵，如《登鲸川楼》《东城春早》《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等诗文有着很高史料价值。

王旭诸多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尤让人称道的是《中和书院记》。

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建构布局、师资运营等状况：

长芦高伯川，既以馀财助修文庙两庑而成之，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叹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馀年已来继窦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有希贤之志焉。”於是买地，於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闤阓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西臯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以厚币聘师儒於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

从文中可知，元代长芦富户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有方的窦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落成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极为轩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力图风景美化，环境清幽。在建筑硬件强化的同时，又着力提升师资水平，高薪广聘硕儒儁彦任教，且对就学成绩优秀者供给廪饩，力求做到名师出高徒。

总的来看，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书院日益完善，逐步成为了学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所。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由《中和书院记》可知最早者当首推中和书院，高伯川实开沧州地域元代书院教育的先河，而绝非当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年间王思诚创办的河间毛公书院。

毋庸置疑，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是与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沧县志》载：“沧县（注：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靡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拥有了大量财富，但这一群体富足后并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仗义疏财，造福乡梓。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一文中就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壮举：“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兴书院，香名已播于四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书院滥觞的壮举。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湮代远而无觅踪迹，甚至名声亦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身蕴藉着的重文兴教、温良博爱、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相继，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