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张彦广走上文学道路已经37年了。目前，他正精心策划一本反映吴桥地方风物的图文著作。
身为一名散文创作者，张彦广以其深情的笔触关注农村、地域风情与人生百相，写出了《父亲的神话》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他的触角不局限于散文，还延伸至小说和剧本创作、文艺评论、报刊编辑、文化志愿活动等。
他质朴且富含哲理的散文植根于乡土并烙印在辽阔的土地上，对文学和本土文化的坚守使他在成长路上硕果累累。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倾听他对文学的思考，感受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深挚爱。
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是“减法”“除法”
记者：《飞刀刘》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您是如何构思和塑造角色的？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彦广：与其说“飞刀刘”是一位杂技艺人，不如说他是一组杂技艺人的群像，是众多杂技英豪的复合体。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一个耍飞叉的艺人胆子小，就怕见血，但后来却上了抗日前线。故事一下子击中了我，让我顿生创作灵感，很快“飞刀刘”就在我的心中成型了：我们的杂技艺人是顶着高粱花子的艺术家，他们热爱和平，追求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外敌入侵、铁蹄践踏的情况下，他们英武的血性又会瞬间爆发，实现从平民到英雄的迅速转型。
其实，在吴桥，这样的杂技艺人很多，比如吴桥杂技艺人张金奎，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红色杂技团——延安杂技团；当年抗美援朝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队，成员全部来自吴桥，而血染沙场的吴桥籍普通战士更是不胜枚举。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吴桥杂技艺人不仅有文化吉普赛人的一面，还有红色、爱国的一面，他们既能让自己吞钢球吃宝剑，也能让顽敌闻风丧胆。
这篇小说写得很顺利，发表得也顺利，先是在《百花园》发表，后又被《小小说选刊》转发，再后来又被收入两本小说集。前不久我上网时不经意发现，它还被收入为全国201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当代文学作品试题。
记者：《接近神性的画与诗》，收录了哪些作品？您对文艺评论写作有着怎样的见解？
张彦广：这些年丰富的经历，让我认识了许多作家、书画家等文艺工作者，一些人和作品走入了我的内心，化成了我的观感和洞见，变成了文字。还有一些作品，如给吴桥好人写的颁奖词，给杂技九月庙会写的吕祖祭文，给敬老饺子宴宣传册撰写的赋文，自己很珍视，也装进了这个“篮子”。《接近神性的画与诗》是给一位自闭症少年油画家画册写的序，语言诗性空灵，我对它情有独钟，干脆让它作了这本“杂论集”的题目。
当下文艺评论式微于文艺创作，而文艺批评更式微于文艺评论，我也未能免俗。我觉得如果你不敢“骂人”，那你“捧人”也要端正立场和认知，不逢不迎，不谄不媚，致中和，见真知，给读者架金桥，为世人当大媒。
记者：您为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张彦广：当走过了文字写作的语言技能关后，一座无形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那就是知见关。我个人常常徘徊于题材的认知和解读上，不敢轻易下笔。古人讲“文以载道”“敬惜字纸”，我们很多人对此都没生出敬畏心，文字信马由缰，看似高速高产，其实是不断巩固错误，制造精神垃圾。我的办法是，阅读时“非圣书，屏勿视”，处事时“能亲仁，无限好”，创作时“见未真，勿轻言”。其实从事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不是“加法”“乘法”，而是“减法”“除法”，淘尽黄沙始见金。
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
记者：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对文学产生兴趣的？这些年走过了怎样的文学之路？
张彦广：多少人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天才和灵性，而我是因为困顿和挤压。第一篇铅字作品《拾粪》就是那个时候“挤压”出来的。
初中毕业后一年多劳累苦闷的打工生活，是一方磨刀石，逼我思索命运，催我宣泄情感，“豆腐块”“咸菜条”发表得越多，内心的不甘与躁动越强烈。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了命运意识和底层色彩，我靠文学自渡，而非渡人，泥菩萨过河而已。但是要感谢那个盛开文学梦的时代，感谢那些扶持后生的引路人，让我一步步跳出农门，一步步走进文学的伊甸园。
记者：您觉得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张彦广：1987年，我的文学作品已经变成了铅字，凭借这些作品，我竞聘上了乡广播站编播员。后来又凭更多的作品，我走进了县城，几易单位，不断成长。可以说，是文学在为我撑腰垫底、加油鼓劲。
市场经济大潮下，纯文学创作式微是事实，纸媒遭到冲击，一是因为传统媒体读者的锐减，二是因为很多创作者的信心渐渐丧失。靠文学能找工作、能转非转干的年代似乎远去了，其实是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人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知更加多元，读者要求作家既要是文化思想的方向标，又要是道德操守的定盘星，还要是心灵家园的守护神。所以我认为，当作家越来越难了。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早期代表作、并讲述它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张彦广：现在和文友们聚会，大家偶尔能聊到的我的早期作品，有《梦中的桐子姐》《破地》《父亲的神话》《飞刀刘》等一些篇章。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都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就是我的亲友或者我本人。我和这些作品因此也有了血缘，有了剪不断的精神脐带，甚至可以重组另外一个我。这个我，比你面前的我更真实、更立体、更有生命力。
写《父亲的神话》是缘于与一位老领导的交谈，他对我父亲这位“老河工”印象深刻，指出了我在对父亲认知上的深层次问题。那次交谈不仅匡正了我对父亲这一代人的认知理念，还提升了我对“三农”题材的审美水平。渐渐地，我的创作染上了土地的颜色，浸润上了乡愁的气韵。我曾经发誓，今生“要为农民歌唱”，也许我五音不全，声音很小，但我相信，低吟和呐喊都是最动情的歌唱。
要通过文学为地方文化赋形找魂
记者：您是如何将杂技、运河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中的？
张彦广：吴桥杂技文化和运河文化博大精深，研究者和践行者前仆后继、代有才人。我也追求做这支队伍里的一分子。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创作里不能没有千年杂技梦，不能没有百里运河图，我要通过文学记住乡愁，为我们的地方文化赋形找魂。2018年，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盛大召开，与此同时，我在《沧州日报》文学副刊推出了一篇文旅散文《油葵花开》，影响不小。从那时起，我被誉为“新大运河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创作一发不可收。
记者：通过文学形式推广地方文化，您觉得有哪些优势和挑战？推出了哪些作品？
张彦广：吴桥是地域和人口小县，却是文化大县，这里是中国杂技的摇篮，是世界杂技的故里，千年大运河在这里穿境而过，滋润了这片土地，形成了优美奇绝的人文风情。在节假日，我经常挤进人流如潮的杂技大世界《找寻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从锣歌和春典里咂摸《舌根上的乡愁》。在清晨黄昏，我时常《走近三尊古槐》，追忆《山南水北的澜阳书院》，凭吊《建在月堤上的吴园》，为《寻找一根蒲棒》，在运河湾里《摆渡》，也时常《在运河右岸坐忘》，静等《帆峙水流艺乡梦》如期实现……
记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素？对于初学者，您有什么创作建议？
张彦广：文学即人学。老家有句话叫“实在人长远”，那文学作品怎样才能“长远”呢？我想应该像大树一样，深扎生活的泥土，坚守脚下的位置，胸怀宽广如蓝天，心地慈悲泛爱众，即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新与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
张彦广：自己才起步时，也走过“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弯路，直到一次有师友说我写东西“不较劲了”。我暗知，写了这么多年，我这才开悟，才真正上道儿。对于“道法自然”这句话来说，“创新”有时是个伪命题，日月轮回，人生行走，守常有定，反而日日即新。写作也如摄影，其记录功能最具终极审美意义。用文字为历史、为后人记住一些东西，才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