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赫楠

当我们谈论“新大运河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首先，它与“运河”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中国大运河的开凿与后世的不断疏浚，及至京杭大运河，南北水运从无到有，沟通了五大水系，改变了中国历史。而在这个基本交代和讲述之下，又遮蔽了多少复杂的、丰富的历史？比如，唐宋以后经济中心向东南移动，进而一些城市兴起、市民趣味和文化兴起，与此相关的明清社会生活中隐约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内在的现代性。运河对于彼时的中国则不仅仅是一条连接南北地理意义上的交通主动脉，还是对运河沿岸甚至更广阔范围内社会生活的一种不着痕迹却又强大的塑造新力量，更是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等巨大变迁的一种映射——这都将成为运河文学的书写对象，也构成我们观照和讲述大运河时的诸多视角与切口。

其次，“运河”之外，“文学”至关重要。在“新大运河文学”这个命名中，“文学”才是中心语。所谓运河文学，归根到底强调的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的关于大运河的描摹、理解和想象。比如，当我们想要写作一部运河题材的小说，就要以小说负载、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独有方式，小说面对世界时以特定认知和表达路径来进行讲述。这种讲述中，固然可以有历史钩沉，但同真正的历史记录或社会学呈现相比，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记录是审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和开掘的东西总是要附着于一个个具象的、肉身的人身上，总要近身大历史大时代之下局部、具体的记忆和经验、血肉和灵魂。文学不是历史，但某种意义上文学也许比任何历史都更真切、有效地呈现着特定时代和场景中人们真实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以及时代变迁中历史之大与个体最具体、最直接的碰撞。

著名学者汪政在谈及“新大运河文学”时曾说“‘新大运河文学’表现的应是文学的大运河，而不仅是历史的大运河，不能把大运河题材的文学创作搞成运河的历史教科书”。那么，如何“文学”？这就非常考验写作者的重构能力——如何将历史与现实中的“真”与“美”、复杂与丰富赋予文学属性？作家必须有能力重构那些作为小说基础材料的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完成一个既同历史紧密相关同时又自成天地的文本内部世界。运河叙事中的最佳典范当属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这部作品通过大运河沿岸风物、人情、民俗的描摹，通过百年运河史的讲述，写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运河所串联起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在这部小说中，运河是主角，但更是背景、路径，我们经由这条汤泱之水去体悟和认知外部世界。所以在文学那里大运河不是终点而是支点，文学的讲述对象终是要落在人身上，历史长河和时代起伏中以及这巨大水系之旁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如何被影响、被塑造，他们又如何反作用于历史与时代之大。

最后，我们的谈论要落到这个“新”上，运河往事的讲述固然自有其多重价值，但更有意思、有意义的也许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历史语境里，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要有真正的新意。举个例子，现在颇受关注的“新东北文艺复兴”思潮中，比如班宇、双雪涛和郑执，他们的代表作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东北往事，围绕1990年代国企改制、市场经济确立背景下人的命运和选择——这些显然不是新故事。但好小说是提供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目光，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站位再去重新讲述那段历史与历史中的人，对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与个体生存的合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对身处其中的具体的人的悲悯和理解，力透纸背。故而，所谓新意，除了新鲜经验与故事的增量，大概更多是指新的目光、新的审美与认知意义上的发现，新的美学生成。